一、一堂"经典教学"课

    北京，某校。上课铃声在校园里响出共鸣。
　　铃声止息，所有的走廊都静悄悄。
　　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这是学校里一个很好的班，学生们已坐得整整齐齐。
　　今天，英美教育专家要来这个班听课。
　　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听到皮鞋在教学楼宽敞的长廊里发出清晰的回响……陪同前来的还有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
　　大家坐定，授课的老师走进来了。
　　同学们起立后坐下，老师侧立于黑板前。他的目光没有去巡视全班同学，而是望向窗外。老师的头上已有不少白发，黑板衬出他侧立的剪影……这时刻，你发现，当学生连窃窃私语都没有时，教室里也并非完全安静。
　　你还能听到翻动书包的声音，一支笔从谁的手上放到桌面……老师仍然侧立，望着窗外，好像在酝酿什么。就这片刻，你听到，静了，更静了，一切声音都没有了，世界静到连听课的外国专家也仿佛不存在了。
　　这时，老师转过身来从容说道：“现在开始上课。”
　　老师语言精练，没有废话。老师教态从容，板书时大家听到粉笔在黑板上行走的声音。板书非常漂亮，极有条理。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踊跃，而且答得相当有水平。
　　老师间或又在黑板上写出若干字。黑板上的字渐渐丰满起来，那字大小不一。有些字，老师大笔一挥画上一个圈，或一个框，或一个大三角，看起来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像一个框架图。
　　整堂课，老师没有擦一下黑板，也不必学生上去擦黑板。板书上没有多余的字，写上去的就是重点，就是学生该抄到笔记本上去的。老师继续提问，学生解答仍然踊跃，仍然不乏精彩。
　　整个教学过程非常流畅。最后老师说：“今天要讲的都讲完了，同学们回去做一做课本上的习题，巩固一下。”
　　铃声响了。
　　下课。
　　整堂课无懈可击。
　　这是一位特级教师，他露出了笑容。
　　同学们都很高兴。
　　陪同外国专家听课的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也很高兴。
　　外国专家听了却说不出话来。“或许他们也很惊叹？等到了会议室再听他们的意见吧！”中方人员想。
　　到了会议室，我们虚心地请外国同行提意见。
　　外国同行说话了，他们说：不理解。
　　我们问：为什么？
　　他们说：学生都答得很好，看起来学生们都会了，为什么还要上这堂课？
　　这个问题，把中国同行都问住了。
　　这问题反映的就是当今欧美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区别。
　　欧美教育认为，当老师讲得非常完整、完美、无懈可击时，就把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就无异于取消了学习能力的获得。
　　所以，外国同行说，他们想看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学的，但他们只见老师不见学生，因而认为这不是一堂真正的课，而像是一堂表演课———学生在看老师表演。
　　可是，教学、教学，在课堂上的45分钟，难道老师不该教得精彩、精辟吗？学生除了课堂听讲和踊跃回答问题，课外不是还有许多时间去练习和温习吗？
　　这不仅是中国教师的理念。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上个好学校，能遇到好老师，不就是看重老师教的水平吗？
　　“儿子啊，你上课别说话，别做小动作，你得好好听！不好好听，你怎么能学会呢？”所有的家长都这样说。
　　可是西方教育认为：学生上课就是要说话，要动手，要又说又动，又说不做。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到底哪一种好？
　　不要问上述老师是谁，也不要问上述那堂课发生在哪里，从都市到乡村，虽然许多教师还达不到这位特级教师的水平，但此种教育方式在中国无数课堂里反复呈现。
　　你会不会问：我们这样教，有什么不对吗？
　　我选择从这堂“经典课”下笔，是想一步就写出，这已经是我们行之已久的认为很高水平的课，但就是这样的课，是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的。这意味着中国要变教育，有相当广泛的现状要变，有相当艰巨的路程要走。
　　2003年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要像宣传劳动模范、宣传科学家那样，宣传教育家、宣传优秀教师。
　　此前半年，北京市已筹划在2003年教师节向全市推荐一位模范特级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邀请我采写。那时我想，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200万中小学生，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是中国师生最多的城市，要向全市推荐一位特级教师，这会是怎样的教师呢，总不寻常吧！
　　我想写“中国亟须变教育”蓄日已久，便答应去访问。出发那天，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处长开车把我接去石景山访问，我是带着一个谜出发的。
　　因为北京最负盛名的中学是北京四中和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譬如四中，高三8个班400名学生，每年考进北大、清华的约150名左右，考进重点大学的95%以上。这不仅在北京是最拔尖的，在全国也是顶尖的，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师不在这些著名中学？
　　北京人还有个说法：“西城的教师，东城的领导，海淀的家长。”这是说，在北京18个区县中，西城区富有经验的教师多；东城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领导关注多，校领导水平也高；海淀区有许多家长是教授和科学家。这3个区的高考成绩，其他区县没法儿比。但这位特级教师不在上述3个区，而出自石景山区。为什么？
　　我想，事情出人预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二、新西兰的阳光

小车从一座红屋顶的太阳岛宾馆处转弯，行不久来到了石景山区教工委所在大院。
　　上楼。那儿的人们都已坐好，这是一个座谈会。我想，我日后要陆续采访的人们，大约有些就在这儿登场了吧。
　　“这就是王能智老师。”有人向我介绍。
　　王能智坐在我对面，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荐的特级教师。眼下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一个从青年时就教地理的老教师。为什么是一个地理教师？我心中的谜又添一层。
　　王能智慈祥地微笑着，我注意到他的微笑并非悠然，好像有一种不安。他的头稍低着，眼睛稍稍上抬。说话也是这个形态。我在想，他为什么不把头抬高点，这样说话不觉得累吗？多日后，我了解到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头脑里忽地冒出一句话：“低着头做人。”我想王老师此种姿态大约是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
　　区教委主任田利跃介绍说：“我们区教工委书记刘国庆，是王能智的弟子。这位吴云老师，也是王能智的学生，她现在是分院教科所副所长，成为王能智的上司了。”
　　田利跃继续介绍说，还有京源学校副校长曹彦彦、古城中学副校长何巍、实验中学副校长李先平等等，也是王能智的学生……
　　这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座谈会，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我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王能智也发了言，由于他“著名的谦虚”，我不可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多少东西。
　　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发言特别开阔。我还注意到他的发言始终流淌着一种感情，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种感到还有好多事没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牵挂。这感情中有一种忧伤，人在忧伤的时刻往往更能窥见真实和说出真实。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
　　还记得那堂“经典课”让英美同行不理解吧，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也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十分惊讶。
　　“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张逸民说。
　　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级教的吗？他们五年级的学生能答出来，这也值得高兴？像这样有什么高质量？日后，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我很惊讶！”他说。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坐在张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
　　阳光落在窗前的一盆绿叶花卉上。张院长的讲述中依然有一种悠远的情思，我在他的讲述中不只看见新西兰的阳光和流云，也仿佛望见了他少年时家乡的某一条小河，山坡上的玉米地，像波浪般摇曳的麦子，远处的山脊，朦胧的绿色和袅袅的炊烟……我能感觉到，他说着新西兰，但他声音的背景里一直有家乡的形象。
　　他是2003年2月访问新西兰的。那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访问，全团18人，他是副团长。
　　我请他谈谈他的新西兰观感。我深信，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如果不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你即使身在中国，也未必真正认识中国。
　　“我给你讲讲我在新西兰遇到的3个中国人吧！”
　　张逸民这样开始。他说第一个名叫李琨，在国内是武汉某大学的女副教授，目前在新西兰打工。
　　“副教授在新西兰打什么工？”我问。
　　“比如，她这次被新西兰方面请来当翻译。”
　　“她不能也找个教师工作吗？”
　　“不行。她在国内的副教授职称，在新西兰不被承认。新西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很规范，就像法官、律师、医生，都要通过专门的职业资格认证。缺这个认证，任何学校都无权聘请你当教师。”
　　“那她为什么要到新西兰去打工呢？”
　　“是呀，我也这样想。”张院长说，“她在国内怎么也是个大学副教授了，为什么呢？”
　　张逸民这次去访问的接待方是基督城教育学院，该学院就坐落在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的基督城。新西兰的夏季，最高气温在23度左右，2月正是夏季，气候十分宜人。到新西兰的第一个星期六，他们去海湾观海，李琨也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在新西兰读五年级的女儿。
　　“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就因为这里天很蓝，水很绿，景很美？”张逸民问。
　　“不。”李琨说，“或者说，这是原因之一。”
　　“那为什么？”
　　“为了孩子。”
　　她的女儿此刻也在这绿草和鲜花之中。她叫汪秋安，出访的这批中国教师都很喜欢她，吃饭时把她爱吃的都放到她面前，有时还特地留起来打包，让她带回去。她很快就跟大家熟了，间或也能给大家当个小翻译，爱说爱笑，满脸阳光灿烂。
　　“为什么说是为了孩子？”
　　李琨说，你们都夸她，可她在国内可不是这样。孩子出生时是双胞胎，同胞妹妹叫秋康。给她们取名“安康”，就因为她俩出生时体质弱。大约正由于体质弱，上学时她俩在同龄孩子中就渐渐跟不上了，此后一直厌学，怎么帮她们也上不去。这样下去，将来在同龄孩子中无疑要被考试淘汰出局。
　　可是，到新西兰后，秋安突然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鹤立鸡群了。起初，秋安和妈妈都觉得，这是由于班上老师讲的那些知识都是她在国内早就学过的，所以也不能有什么骄傲。但是，秋安毕竟天天生活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她确实比别的孩子知道得多，她不断受到老师表扬，久而久之，她确实感到自己不比别的同龄孩子差。这是真实的，确切的。
　　可是，在国内，她在班上不断受到批评，她的考试成绩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她就是比很多同学笨。这也是真实的。
　　“秋安，你怎么不会笑？”
　　她哭了，和妹妹一起哭。
　　一次次受到批评，一次次失败，把她们童年的笑容消灭了，把她们的自信也消灭了。她们痛哭，哭自己就像是为了失败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可是，在新西兰，她还是她，一次次受到表扬，不仅仅是老师的表扬，而且再没有同学能说她笨，同学们都对她投以佩服的目光。这是她快乐成长的真正的阳光！

三、又一个"为了孩子"

自信心，成功感，一天天在她的心中滋滋地生长，她已经忘记了她“笨”。学习，并不只是书本上那些知识，还有书本之外的许多知识，这一点在新西兰的小学教育中体现得相当充分。比如，新西兰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就有供学生动手去玩去操作的计算机，从城市到乡村都是如此。
　　自信心的增长使秋安获取书本之外的知识也不逊色。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秋安在新西兰的语言环境里很快适应了英语，何况她还有一个曾在国内教英语的妈妈。现在她比起新西兰的同龄孩子，还有会汉语的优势，笑容怎能不在她脸上出现？笑容在她的脸上一天天复苏、弥漫，终于笑得这样灿烂！
　　“她还小，而且缺乏信心，我们在新西兰没有任何亲戚，如果让她自己到新西兰来上学是不现实的。为了孩子，我只好放弃在国内的工作。”妈妈说。
　　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在祖国的事业……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强烈地打进了张逸民院长的视听。
　　“你的另一个女儿呢？”
　　“秋康还在国内，跟她爸爸。”
　　“她爸爸也是搞教育的吗？”
　　“是个中校军官，搞通信的。”
　　李琨接着说，秋康在国内还是厌学，秋安已经变得非常爱学，姐妹俩已经是大不相同的两个人了。现在她爸爸正准备复员，然后带秋康也来新西兰。
　　“打算移民吗？”
　　“至少在孩子长大之前，我们不可能回国发展。是不是移民来新西兰，将来再看。”目前李琨一边打工以支持生活，一边在坎特伯雷大学读一个学位，目的是争取日后通过认证进入新西兰教师队伍。
　　新西兰迷人的海湾，世外桃源般的巨大公园，身后的祖国，还有同行李琨和她女儿的故事，都在张逸民的脑海里如太平洋的海浪那样翻腾……今天，我国出国留学的“童子军”，何止是这位从事教育的同行的女儿呢！
　　2002年，我国有小学45.69万所，在校生1.215亿人，小学净入学率为98.58％，小学教师577.89万人。加上中学与大学，全国有各类学校117万所，在校生3.18亿人。此外还有幼儿园11.18万所，在园幼儿2036万人，教育规模为世界之最，办好中国的教育，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一般地探讨小学生出国留学是否合适，也不能一般地关注中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秋安姐妹在国内并不是没有书读，难道我们不能在我们心爱的祖国创造出适合她们学习的环境？
　　“我说这些，你有兴趣听吗？”张院长问。
　　“有啊！”我说。
　　“听我讲完另两个人的故事，你会更理解，王能智老师在国内的教学环境里，让那些厌学的孩子变得乐学该多么可贵。”
　　张院长讲的第二个人是为他们考察团开车的司机。
　　他说，又一个周六，我们去南岛北部的小镇埃克罗瓦观光，这个司机为我们开车。起初，我根本想不到他在北京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现在一家三口都在新西兰，他受雇于一个车行，也在这里打工。
　　这也是个难忘的周六。一路行去，风光绮丽，田园、山、海、树，会让你想到西方人为什么喜欢油画，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美术教师。埃克罗瓦小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随处可见悠然长椅和享受阳光的人们。这位司机成为我们最好的导游，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在游玩时我问他。
　　“来新西兰能赚大钱吗？”
　　“谈何容易。”他笑道。
　　“那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
　　“付出简单劳动，过着平和生活。”
　　“你不到40岁吧，打算就这样过下去？”
　　他沉默了一下，说：“为了孩子吧。”
　　又一个“为了孩子”！
　　张院长继续问下去，得知他的孩子在国内也是厌学，到新西兰后，从厌学到乐学，从不自信到自信。是孩子的变化坚定了他们在新西兰住下去的决心，他说：“这不是我的选择，是孩子的选择。”
　　“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中国长大。应该说，学校给我们的教育，还是使我们比较注重人生要有自己的事业。但现在这两个故事都让我看到，中国的父母，为了孩子可以舍弃很多。”张院长说这位司机的故事与李琨相似，我就不多说了，接着说第三个人。
　　他是台湾人，就是刚才说的那位司机的车行老板。3月，我们结束考察的前夕，在南岛有一次长途旅游，他亲自来为我们开车。
　　这次出行有三天时间，我有机会与他交谈，得知他祖籍浙江，父亲那一代去了台湾。父亲依然怀念大陆，给几个儿子取的名都是浙江的地名，他的名字就叫永康。
　　我对他说，既然思念大陆，现在大陆开放，政策优惠，你为什么不去大陆发展？那台湾人说，我看好这里。
　　“看好这里的自然环境？”
　　“人际环境也好。”
　　“怎么好？”
　　“人际关系简单。没有窝里斗。”
　　“台湾也窝里斗吗？”
　　“有啊！”
　　“就因为这些因素？”
　　“还有教育好。”
　　又谈到了教育。
　　我问他怎么个好法，我说大陆教育也很棒，特别是基础教育。我举了新西兰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我说这差我们太远了。我想听听这位声称新西兰教育好的车行老板怎么说。随后我发现，他对我提出质疑的那个十分简单的蛋糕题完全不以为然。
　　“你们清华、北大进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了吗？”
　　“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提出要为‘建世界一流的名校而奋斗’。不管怎么说，清华、北大很棒。”
　　“但没有新西兰达尼丁市的奥塔哥大学棒。”
　　“何以见得？”
　　“那儿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搞生物工程的学生还没毕业，英国、美国的企业就到那儿争着预订毕业生去了。”
　　我说，这位车行老板是从学生最后的出路来看新西兰教育的。他的话令我想起了一句做买卖的话：“人唤人千声不语，货唤人点手就来。”就是说，你说你的教育好，讲了一千遍，人家可能没反应，可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处都抢手，不用你吆喝，人家就奔你来了。

四、自信心比知识更重要

写到这儿，我想请你将目光返回中国来看一下我们的身边。有位北京的女教师对我说，我就给你讲讲我儿子周六、周日的时间表吧！
　　“我的儿子读五年级。周六上午，我一早送他去一个加强班学数学和英语，时间是8点30分到12点。”
　　“这几个小时，你在哪儿呢？”
　　“在外面等啊！”
　　“你一直在外面等？”
　　“是呀！他12点下课，下午2点还要赶到另一个地点去上课。他一出来，我带他到附近饭店吃点儿东西，接着就赶到另一个班去。”
　　我这才想起她此时的身份是母亲。国家提出要给学生“减负”，学校不能再用周六、周日给学生补课了，社会上各种班却应运而生。国家倡导素质教育，雨后春笋般设在双休日的班也称素质班。上课的当然还是老师，只是另有人组织，向社会招收各年级的学生，用北京人的话说：“火极了！”
　　“你儿子下午上什么课呢？”我接着问。
　　“还上数学和英语。”
　　“上到几点？”
　　“2点到5点。”
　　我以为这一天的课就该结束了，可她告诉我：“还有呢！”
　　还是在附近的饭店吃点东西，店里多是母亲带着孩子。然后，这位当教师的母亲继续带着儿子到钢琴城学钢琴，每次学钢琴一小时，交学费90元。
　　“星期日上午，”她继续说，“我儿子写作业。下午上‘家教’，还学数学。一小时，一对一，100元。”
　　接着又开始了周一到周五的“学校的战争”。
　　他才读小学五年级。
　　我说你也是教师，你干吗呀，不怕把孩子压垮了？
　　她说我也心疼儿子，知道他很累很苦，知道该素质教育，可是将来中考、高考，那考分跟你没商量。
　　我说，现在考试不是也在朝考查素质的方向改吗？
　　她说改是在改，但竞争就是这么激烈，而且应试的成分还是很大。我儿子上的那些班，你去看看，周六、周日，家长们等在外面，就像中考、高考等接孩子那样人头攒动。
　　我说，像你这样给孩子加课，付出的经济代价，穷人的孩子可上不起啊！
　　她说，我们也不富。在外面等孩子，家长们就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光靠孩子自己在校努力哪成？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你就要舍得给孩子买三张门票。
　　我问，哪三张？
　　她说，你呀，真是……家里没小学生了吧！都知识经济时代了，第一张门票就是要舍得花钱强化孩子的知识，争取上个好初中，这个台阶非常重要！第二张门票是“中考”，第三张门票是“高考”。你的孩子要是入不了那个门儿，就没戏了。
　　“我这才买第一张门票，怎么办呢？省吃俭用吧！”
　　至此可见，新西兰五年级的那个蛋糕题同我们五年级孩子承受的学习重量，已是多么强烈的对照。
　　所以张院长会感到惊讶，会认定我们五年级孩子学到的知识肯定比他们多，会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有质量，而怀疑他们那样的教学将来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现在，张院长说，那位来自台湾的车行老板讲的奥塔哥大学，我还不大了解，但我们在新西兰考察三周多的时间，有一点已经不必怀疑，就是他们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学生最终成为世界上受欢迎的学生，高质量的学生。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想，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必要让学生承受那么大的学习重量，这结果是什么呢？
　　张院长说：“有一句话，我并不想说，但我们在新西兰感受到了，我们在海滩上就说过，说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在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制造大量厌学的学生，大量在高难度的压力下，自信心起不来的学生。”
　　写到这儿，我还想起另一位老师对我说：“我们的学生小时候可能还有海阔天空，我们培养了十多年，他们或者高考落第，或者进入大学，一个个像豆芽菜似的。”
　　我问：“豆芽菜，什么意思？”“个子高了，戴着眼镜，自信心不强。”他接着说，美国、英国那些学生，别看他们少年时学得不深，但一个个信心十足，到20岁以后就像猛虎出山，扑向世界。
　　对方还告诉我，“豆芽菜似的”，不仅用来比喻我们的一些高中生，我国人才市场对那些高分低能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这个说法。
　　张院长也说：“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次受挫和失败，都是很痛苦的。这些痛苦甚至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阴影，影响到成年的生活。”
　　在张院长的讲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强烈地使用一个词“阳光灿烂”。他一再说：“在新西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园，到处看到他们的孩子阳光灿烂！”
　　他还说：“他们的学生特爱学。我们的学生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学。我们的老师付出很多，学生付出很多，家长付出很多，我们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为什么呢？”
　　我想我已经看到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获得多少知识都重要！
　　这是个春天的下午，京西的太阳已经从屋外斜照进来，暖暖地照耀着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这阳光可能令我们想起一生中8岁或者18岁的某个早晨或黄昏……能这样坐下来探讨一些问题，令我感到仿佛有一条人生的河流在我们心中波光闪闪地奔流。
　　接下来我讲到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屡屡获得最多金牌。他说：“是的，从前我也一直以此作为我们基础教育很棒的一个证据，引为骄傲。”
　　我说：“现在我也看到了，这与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学得深，欧美学生学得浅有关系。”
　　他说：“如果有人组织小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儿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奖牌。可是，包括这些最拔尖儿的中国孩子在内，在他们成年后，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呢？”

五、正螺旋？负螺旋

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也培养了不少充满自信、非常好学，而且终于相当杰出的人才。这些学业优异者、成功者，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是如何冒出来的呢？
　　我的提问引起了张院长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顾。他说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从中学以后就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的进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师。
　　老师叫潘翔久，是语文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书画都非常好，讲课特棒。我至今记得他讲苏东坡的一首《浣溪沙》，说着说着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流水、白马、行云……就一根粉笔，线条非常洗练，形象优美、传神，我们很快都进入了那种意境。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我们都感到没听够，下课就钻到苏东坡那些词句里去体会，感到中国古代诗词真是美极了，那不仅仅是语文，我们体会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读初二，我父亲被调去建设官厅水库，那是当时著名的水库建设，我们的家搬到水库工地去了，我就住校，在北京一中。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厅水库雄伟的大坝，红旗招展，看长城烽火台，看闸水时小河里鱼儿扑通扑通地跳，大人小孩都到小河里去抓鱼……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业。潘老师看了后写了一段批语，我至今记得：
　　本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初中生能写此文，殊属不易。
　　就这么些字，我当时很激动，因为这是潘老师写的，我们对潘老师都很崇拜。更大的鼓励还是几天后，我们同住一个楼的高三的学生告诉我———那时初中生住校就我一个人，我和高中生住在一起：潘老师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了，要我们向你学习呢！
　　我当时受到的那种鼓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那以后，我每天去图书馆借书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各国的一些小说，包括民间故事，我都是那几年看的。都说“刻苦读书”，我那时一点苦的感觉都没有，读什么学什么，都其乐无穷。
　　到高中，我遇到了一位汪老师，人称“汪三角”，他的“三角”讲得太棒了。他对我的表扬又激起了我对数学、几何的浓厚兴趣，我后来上大学学的是数学。汪老师在我们上高三时遭遇车祸突然去世，许多同学都哭了。老师被学生深深爱戴，情感是非常真挚的。
　　张院长说，现在学生的压力，说到底是考试的压力悬在头顶，因为它决定着你未来能踏上哪一级台阶。我回顾，我那时特别愿意考试，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扬，就有成功感。一次次强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强化了自信心，这样，这个学生就进入了一个学习的“正螺旋状态”，这就是上升的状态，就步入了成功的轨道。反之，一个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被理解，总是遭到嘲笑和批评，那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挫折，对自信心、对学习兴趣都是打击。一次次打击，就必然造成厌学，必然没有自信，就步入了一个“负螺旋状态”，这就是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失败的学生。
　　我接着问：以往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大约有哪些因素？我的问题也引起了张院长的兴趣，于是共同探讨，感觉大约有这样几类：
　　一是家境贫穷的学生。在我多年采访中，我看到相当多有突出成就的人士生长于农村。他们家乡的教学环境并不优越，但穷则思变，读书成为他们迫切需要抓住的一条出路。他们由于入学之初特别用功而获得好成绩，从而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一次次成功中进入了正螺旋状态。
　　二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家庭成分有些问题的学生。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特别努力，就没有机会。由于努力，在学习上成为班上的尖子，也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学习上获得自信心，从而进入正螺旋状态。
　　三是父母有殷切期望，教育得法，孩子也肯主动努力。他们入学之初取得好成绩，屡受老师、家长表扬，被送上正螺旋状态。
　　四是在学习的某个阶段，因某种机缘对学习发生兴趣而获得好成绩的学生。他们从此受到表扬激励，这又加强了他的发展。这其中最常见的机缘是遇到好老师。老师发现了他的闪光点，学生受到鼓励，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由此萌发学习兴趣，进入正螺旋状态。
　　当然，并不是所有家境贫穷、家庭成分有问题和父母有殷切期望的孩子都能进入正螺旋状态。成功的学生往往有其共同点：在学习的早期阶段，因成绩处于班上的领先地位，被表扬被激励，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乐趣，终于走向成功。
　　小秋安在国内的班上已毫无领先优势，而是被批评的对象了，怎么办？只好到新西兰去，在那样的“蛋糕题”面前，小秋安的领先地位体现出来了，她的自信心得以重建，于是进入了正螺旋状态。
　　秋安的领先地位对新西兰的孩子有没有压力呢？没有。因为新西兰老师的教学，孩子们都能承受。他们是在宽松、快乐的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功感，这是符合少年儿童成长规律的。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到处看到他们的中小学老师和颜悦色，总把鼓励的语言挂在嘴上。大学教授则常常是在与学生“商量”中教学。他们的举止言谈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张逸民院长还告诉我：“我们石景山原古城五中的校长王槐树，他还当过石景山教委教育督导室的督学，他的外甥已经到了上一年级的年龄，但他坚决不让外甥上一年级，而让他在幼儿园再学一年。这就是想透了的明白人。这是宁可推迟一年，也要让孩子在上一年级时处于领先状态。”

六、压力，压力，还是压力

　　访问了张逸民院长后，我去访问了京源学校。
　　它坐落在石景山鲁谷开发区，是王能智老师的实验田之一。这是一所集婴幼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寄宿学校，1996年建立。
　　当年开学不久，有学生跳起来在崭新的白墙上踩了一个鞋印，校长和书记做出一个决定：全校学生排队去参观那个鞋印。
　　于是有家长来信说，学校的任务是让孩子学习好，你们组织参观那个鞋印也就行了，还组织讨论，那不是占了学习时间吗？甚至问：“你们是学校还是党校？”
　　学校让学生每个星期一做大扫除，有的学生弄脏了衣裳，鞋也湿了。又有家长来信问：“孩子在你们学校，是学生还是清洁工？”
　　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就是也用英语讲课，有家长来信说：不要这么教，因为用英语讲不如用汉语讲得透彻，这么讲将来是会影响高考的。
　　在京源学校，我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在前面那个座谈会上已经见到的曹彦彦。某天上午，在她的办公室，我们再次见面。
　　下课铃声一响，她的办公室就来了许多学生，总围在她那台电脑旁……这时候她的办公室实在不像个副校长办公室。曹彦彦并不在意，好像早就习惯了。
　　她大约是北京市最年轻的副校长之一，1971年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1993年她22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到北京石景山某中学教地理后认王能智为师，29岁任京源学校副校长。
　　她的办公室依然人进人出。她刚才说到家长们参与意识都很强，对教学的一举一动监督得都很厉害，现在她接着说：“孩子还在小学一年级，家长们都高瞻远瞩地看到了高考。每个家长都关心孩子的考分，我们每个学期结束也发分数条，好像教育的成果最后就全体现在分数条最后一栏的总分上。”
　　“你们学校有厌学的孩子吗？”我问。
　　“有。压力对学生、对老师都普遍存在。”
　　“你是说压力与厌学有关？”
　　“这好像不单单是我们教育领域的问题。家长下岗，邻居某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会让初中生感到压力。压力对学生好像无孔不入，单靠我们来改变，很难很难。”
　　曹彦彦还说，有位母亲讲，当你听说清华、北大的学生还没毕业用人单位就预订了，可从一般的大学毕业，到人才市场还没开口，人家一个牌子立那里，叫你“免谈”的时候，你啥感觉？现在你不使劲督促孩子，他还小，知道什么？等知道就晚了。不是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吗？于是，家长们感到督促孩子还不够，就督促学校。
　　上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又潮水般地退走了……望着静下来的办公室，我说，我想接触一下你们的初中生。
　　她说，好呀！
　　学生的压力，最集中地体现在初三和高三。
　　在描述具体的学生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学业背景。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针是要力争让学生至少读到初三。如果考不上高中，初三就是孩子一生中重大的分界线。初三毕业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又是孩子和家长们力争的制高点。
　　发达国家实行的基本上是12年义务教育。为了让我国学生在9年义务教育中多学到知识，我国从小学到初中都增加了学习内容。有句话说：“我们是用9年对付发达国家的12年。”这样，我国初中生的学习任务就比发达国家的同龄孩子重。
　　压力不仅仅来自学习任务。2002年，我国共有初中6.56万所，初中教师346.77万人，在校生6687.43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是58.3％，这意味着有41.7%的初中毕业生被淘汰。一个孩子要是没读到高中，哪个家长不操心呢？
　　由于他们还只有十四五岁，由于初三是孩子第一次面对自己人生的挑战，他们承受的压力，比高三的孩子更大。
　　现在，我见到了一群初三的孩子。
　　从表面上看，我很难描述他们是活泼还是比较拘谨。有个初三的男孩说话了，他说：“我吃饭有压力，上课有压力，下课聊天还有压力，做梦都是紧张的场面，压力无处不在。”
　　我问：“为什么下课聊天也有压力？”
　　他说：“比如我妈就反对我看流行音乐杂志。”
　　我问：“这跟下课聊天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呀！”他说，“我其实并不喜欢流行音乐，但我买了很多流行音乐杂志，比如《大嘴鳄鱼》啦，《流行乐坛》啦，我每期都认真看。”
　　“不喜欢，干吗还认真看？”
　　“为了聊天时和同学有话说。如果别人说起来我什么都不懂，就没人愿意和我聊天了。”
　　这下我听明白了。我想家长一定会说，不和你聊天有什么关系？把聊天的时间用于学习不是更好吗？
　　可是孩子需要聊天，而且很在意聊天。
　　有个女孩在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后，因分数掉下来一大截，老师还把全班同学的分数都写在黑板上，弄得她好没面子，到晚上9点了她还没回家。家长找到学校，找到老师，老师说早放学了，没留下任何学生。一问模拟成绩，知道不好。那么女儿到哪儿去呢？
　　老师、家长都打电话问平常跟她要好的同学。
　　回答都说：“没看见。”
　　同学也紧张了，帮助往所有同学家中挂电话。
　　都说没看见。大家都紧张了。
　　家长发动亲朋好友开着车满京城找，见到网吧、游乐场所都不放过。仍然没有。
　　做父亲的决定报派出所。在派出所，父亲的手机响了，接听，没声，问：“谁呀，有消息吗？”
　　“爸，是我。”女儿的声音。
　　“你上哪儿去了？”
　　“跟同学聊天。”
　　“瞎说，你的同学我们全问过了。”
　　“跟小学同学聊天。”
　　“小学同学？”父亲很困惑，“谁呀？”
　　女儿说了个名字，是她小学时候的好朋友，已经很久没联系了。父亲一边往家赶，一边给还在京城四处寻找的亲朋好友打手机，说别找了，回家了。

七、“谁来理解我们？”

回到家，父母问女儿吃饭了吗。
　　吃了。
　　在哪儿吃的？
　　麦当劳。
　　两个小学时候的朋友就在那儿一边喝饮料，一边望着麦当劳的灯光聊天。夜色很美，她们的心里很茫然……家长感到不可理解，说你考砸了，不赶快回家抓紧复习，还有时间去聊天？
　　“天哪，谁来理解我们？”说这话的女生脸上并没有痛苦状，好像是一句玩笑。其实，含笑的痛苦，真的是父母所不理解的痛苦。找小学同学聊天，那是怀念小学时候的生活。虽然小学也很紧张，但毕竟不像中学。找小学同学聊天，是对中考感到恐惧，是因为心中有不被大人们理解的孤独。
　　“小学太可爱了，中学太可怕了！”她说。
　　不想回家，还因为回家父母就问：“考得怎么样？”
　　接下来不是批评就是鼓励。女孩说：“鼓励也是压力。”为什么？比如父母说，“考不好没关系，继续努力，吃完了进屋去吧！”
　　这句“进屋去吧”，就是驱赶你去学习。
　　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样要求孩子是对的，“都这时候了，就该锁定目标，分分秒秒都用在学习上！”
　　家长也不容易啊，就是这样做，家长会上也常要被老师批评一通儿，哪个又敢掉以轻心？
　　在这里，我想说说公布分数带给学生的巨大压力。
　　从老师角度讲，公布分数的初衷也是一番好意，激励学生好好读书嘛！但对于成绩不好的学生来说，无异于羞辱。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谁无自尊？在西方国家，分数是被当作个人隐私来保护的。老师交给学生打过分数的试卷或作业时，总是扣着放，或装在一个信封里递到学生本人手上。一个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说：“这和国内太不一样了！这让你觉得你被人尊重，而且考砸了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下次考试的时候，你还可以和别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而公布分数，会让你觉得自己总是不如别人，甚至永无出头之日，真是太可怕了……”
　　听听，说这话的还是个学习不错的留美硕士生。那些成绩不太好的，或更差一些的，又该如何？
　　孩子不懂得该努力吗？
　　他们对各种道理能倒背如流：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发展这么快，不学能行吗？如果连高中都考不上，将来能干什么？……用不着你告诉他学习有多么重要。
　　“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主要责任恐怕不在孩子。
　　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很具体地规定了课本里哪些要“识记”，哪些要“理解”，哪些要“运用”。中考、高考按此出题，教学就要以此为依据，复习以此来备考，老师不敢有疏漏。近几年强调素质教育，但现行的《教学大纲》里需要“识记”的内容仍然很多。有学生说，什么“识记”，就是死记。
　　应该承认，如今考试的方方面面也在改进，比较灵活的考题也在增多，老师们为对付灵活题，不得不加进新的应对内容。如此，减的不多，加的却不少。
　　一次次的演习性考试，俗称“做片子”，就像防空警报频频拉响，让你紧张得要命！大量试题来不及细看就要迅速做出判断，只要有几道题卡壳，你就心惊胆战，眨眼间分数就下去了。中考、高考一卷判前途，考不上你就完了！
　　大量的知识压得孩子抬不起头来，题海要把他们淹没了，没有人会对许多答错的试题兴高采烈。一次次受挫都在扑灭他们的自信，在不断制造大量厌学的孩子，伤害自信是对孩子成长期最大的伤害。
　　或许，这一代孩子处在这个重大教育转型期，正经历着最难的一段跋涉。
　　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学习非常重视，平常不让我看电视，周末了，我看个动画片他们还唠叨半天。不看电视也就算了，就连平常我看的课外书也被他们收起来，一回家就把我关在屋里让我学习。我出去倒口水喝，我妈也说：“浪费时间，你不会把暖水瓶提进去？”都说要全面发展，我给我爸我妈说了，他们也不听，我该怎么办？
　　这是京源学校初三的一个女生写给心理学女教师张郁茜老师的信。张郁茜也是王能智主持的“石景山中青年骨干教师进修班”的学生，但在王能智还不认识张郁茜时，京源学校的白宏宽书记、麻宝山校长就亲自到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去招来了张郁茜。
　　这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举动，基于两位校领导的共识：当今孤独、苦闷的中学生有许多心理问题，我们必须为学生物色一位心理学教师。
　　张郁茜是安徽省淮南市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正为自己的去向发愁，因为许多学校更关注的是中考、高考要考的那些科目的老师。中考、高考都不考心理学，许多学校也没有设心理学课，她毕业了向何处去？突然，她遇到了京源学校的两位校领导专门来物色心理学教师，并被选中。
　　“这是你的办公室。”白宏宽书记说。
　　“就我一人的办公室？”张郁茜问。
　　“对呀！”
　　真是太意外了。因为她已经看到，全校各科教师都是多人共用一个办公室。校领导不但给她配备了单人办公室，还配上沙发和电脑。她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环境。
　　“学校给我这个环境是为学生考虑。”张郁茜告诉我。
　　“怎么说？”我问。
　　“你想，学生心里积压着许多隐秘的话，跟家长、跟班主任都不便说，能在大办公室里说吗？这就需要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的环境。来这里，可以一对一地跟心理学老师说，配上沙发，有助于进一步让学生放松。”
　　学校在初一就开设心理学课，让学生初步了解心理学并建立对心理学老师的信任。此后，从初二到高三不再开设此课，但全校学生都可以用各种方式与张郁茜老师交流，比如写信。
　　请看另一个女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
　　父母很爱我，一日三餐，无微不至。晚上我做作业，他们怕影响我，连电视也不看。但我们就像生活在一栋楼里的陌生人。
　　出去散步的时候，天黑了，我爸我妈走在前面，我独自在后面尾随，就这样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家。大家都不说话，我觉得压抑极了。吃饭时父母也说：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
　　什么是无关的事呢？父母就认为，只要是跟学习无关的就是无关的。他们说：有事说事，没事写你的作业去！我想跟他们说些话，常常一开口就被堵回来，我在家里非常孤独。

八、与父母签约

张郁茜与学生的交流形式多样，常常也用E-mail交流，如果需要直接交谈，就在信里约见或打电话，一切看学生需要。学生来信大部分是用化名，也有少数同学哪怕谈自己早恋中的苦恼，也很勇敢地用真名。
　　我在张郁茜那里看到学生们各种各样的化名：冰凉心情、失落女孩、米老鼠、天堂鸟、秋思、荷花、矛盾、小蜜蜂、小猫咪、梦雪儿、流川枫、樱桃小丸子、灌篮高手、F、L……其中有不少是动画片中主人公的名字。也有的同学不署名，只在最后写上：“一个想倾诉的学生”、“一个不需要回音的学生”等等。
　　张郁茜给他们回信，也使用他们的化名，学校传达室窗外的小黑板上常常能看到诸如“冰凉心情、小猫咪，有你的来信”这样的提示，使用该化名的同学知道是张老师的回信，就可以到传达室去按约定的“口令”领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事的同学，连张郁茜老师也不知对方是谁，交谈就在悄悄中进行。
　　张郁茜独特的工作做得颇有影响，家长们都知道学校有个像心理医生那样的心理老师，家长有问题也来找张老师，于是张郁茜办公室的沙发上也经常坐着一位又一位家长。
　　我问：“来访的，哪个年段的学生家长最多？”
　　张郁茜随口而出：“初三。”
　　一天，有位母亲来咨询。
　　她说：“我的女儿放学不回家，总去网吧。我们找遍了附近的网吧，已经两次在深夜把她揪回家了，可她还是要去。初三了，学习这么紧张，怎么办呀？”
　　“您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张郁茜说。
　　这位母亲坐下了。
　　“您跟她好好谈过吗？”
　　“谈过呀！”
　　她爸跟她说，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我们好好谈谈。她不吱声。她爸又说，我们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话可以说呀！她还是不说。她爸又说，比如你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网吧？她就说了。
　　“她怎么说？”
　　她说她也没干什么，就是上网聊天。
　　她爸说，聊天？聊什么天，跟谁聊天？
　　她说我也不知道，陌生人呗。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
　　她说，就是陌生人。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那么重要吗？
　　她说，这是我的事。
　　她爸说，你什么事，非去不可吗？
　　她说，我跟人约定的，不能不守信用。“听听这是什么话！”来访的母亲说，她爸说，你跟网上的陌生人约什么定，约定干什么？她说我说过了，没干什么，就是聊天。她爸说，网上那么复杂，你跟陌生人聊什么天，有什么意义？她爸气得给了自己一巴掌。女儿就哭了。我们再说什么她不听也不说了，第二天还是要去网吧。她还小，要是被人骗了，怎么办？而且中考就要来了，怎么办？
　　张郁茜说：“您别着急，咱们商量商量。”
　　张郁茜说：“不是您的一个孩子这样。您刚才也说到了平等，您想知道孩子们是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的？”
　　“他们说现在很多家长都有平等观念，但家长那‘平等’的后面是有陷阱的，等到孩子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家长就开始批判了。他们说这还是个‘不平等条约’。”
　　来访的母亲认真听了，说：“这些孩子，还真能说。”
　　张郁茜说：“孩子们认为，家长像这样越往平等靠，就越显得不平等。他们认为家长没有理解平等的实质，平等不是摆个平等的姿态就平等了。您看孩子们说的是不是也挺有水平？”
　　“那怎么办呢，就由她去？就让她放了学去跟陌生人聊天？”
　　“恐怕要先跟孩子建立真正的交谈，是交谈，不是谈话，不是领导跟下级谈话那种谈话。不是你说得对我就赞扬，你说得不对我就批评。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家长都认为，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还不了解他？实际上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判断，完全可能跟孩子不一样。”
　　“我还要怎么了解她呢？”
　　“咱们就事论事。你们家有条件上网吗？”
　　“有。”
　　“她为什么不在家里上？”
　　“我们不让她上。”
　　“为什么？”
　　“这不是要中考了嘛，上网浪费时间。”
　　“初三、高三的孩子孤独感更强，更需要倾诉。他们往往不怕浪费时间。你不让他们上网，他坐在那里一下午、一晚上，什么也看不进去，什么也做不了，那才是浪费时间呢！”
　　“按您这么说，还得让她上？”
　　“您不是希望女儿放学了能回家别去网吧吗？那第一步就先让她回家，让她在家里上网。您可以试着和女儿达成一个协议，或者说，试着真正与女儿平等一回，那就有可能出现变化。”
　　几天后，张郁茜接到那位母亲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我们签约了。”“是吗，怎么签的？”“我们同意女儿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在家上网，女儿承诺不去网吧。双方签字画押。”
　　“真签字画押？”
　　“是的。”
　　“执行得怎样？”
　　“起初以为孩子不会接受，没想到她一下子就接受了。执行起来也不困难。女儿说，早这样，多省事，也省得我出去乱跑。”
　　就这样，实现了第一步———女儿回家了。
　　可是，父母仍操着心。她交的网友究竟是谁？女儿为什么迷上了跟这个陌生人聊天？“这个陌生人到底用什么魅力迷住我的女儿呢？”
　　张郁茜说：“您看，这个世界很值得了解吧，现在那个看不见的陌生人是不是也引起了您的好奇？我建议您可以跟女儿聊一聊了。”
　　“怎么聊？”
　　“用感兴趣的语气问问，网上都认识些什么样的朋友？不要质问，不要谈学习，不要表现对她的关心，而是表现出您对网络的兴趣，是您想知道这个您不了解的世界。”

九、聊天中潜伏着渴望

又过了几天，家长又打来电话。“我跟女儿聊了。没想到她认识的网友不止一个，有好几个，真吓我们一跳。我问，你们都聊些什么呢？女儿说也就发发牢骚，聊些日常琐事，也挺无聊的。女儿说是‘无聊对无聊，互相聊一聊’。”
　　再后，母亲就与女儿讨论：网上的朋友与生活中的朋友有什么不同？女儿说：网上的朋友虽然无话不说，但那是虚拟的，真有事也不敢找对方帮忙。现实中的朋友，则怕受他的伤害，不敢畅所欲言。
　　电话里，那位母亲还对老师说，原以为女儿就像个小羊羔，很容易被人骗，现在发现女儿其实也很懂得防范。再后来，发现女儿上网的时间短了，甚至不上了，偶尔上网也不是与人聊天了。
　　张老师说，因为您与孩子建立了沟通，孩子减少了孤独感，上网聊天就不那么迫切，甚至也不需要了。
　　后来，这位母亲再次来与张郁茜老师“聊天”，一是向老师表示感谢，二是还有担心。她说：“这回，我没跟女儿谈学习，她自己就投入学习了。”
　　“这不是更好吗？”张老师说。
　　我也没想到，就在大人们谁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聊天里，潜伏着孩子们多么曲折的渴望。其实，他们喜爱聊天，折射出的仍然是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压力下的曲折寻求。
　　在张郁茜老师那里，我还读到这样一封信：
　　我
　　叫L。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
　　我上初二起就很厌恶我们的班主任，想和她谈谈，但总是被她的话顶回来。我试过许多办法，都不见效。最后我只好用激将法：如故意惹她生气，想让她把我拉到办公室，这样我就能和她谈话了。但她只是更懒得理睬我了。对我做的事、说的话，她只是说“你怎么那么多嘴呀！”就不理我了。我现在再也想不出方法来让她与我谈话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我只想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好一些。请您帮我想想办法。
　　读了这信，我想，这位自称“L”的学生说他“厌恶”班主任，其实是用词不当。在他内心深处，对班主任不仅不是“厌恶”，而且很有感情，所以一直渴望与班主任多说说话，即使到“再也想不出方法来让她与我谈话了”，仍然想和老师搞好关系。
　　这样的情况远非个别，“L”的信只是一种典型表述。许许多多学生是在渴望与父母交谈、渴望得到父母理解，遭到失败甚至失望之后，认为老师该是能理解他们的，于是相当执著地寻求与老师的交流。此种寻求已不是寻求解决学习上的困难，而是更迫切地渴望解决心理困境和心理压力。如果在老师这儿也得不到解决，有的孩子就会不顾一切地到网上去寻求与陌生人聊天。
　　这种寻求，与其说是寻求倾诉对象，莫如说更内在的是在寻找自己……我是谁？我认识我自己吗？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
　　男孩女孩发育到初三，正是人和世界在他们眼里更加五彩缤纷的时期，是最有条件全面发展的“天生时机”。他们渴望多方面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他们的渴望从每个毛孔里都溢漾出来……但是，一种疲于奔命而视野窄小的学习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父母那一代人在少年时唱过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唱起来仍会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这一代孩子唱这歌，虽然也感到挺美，但没有父母那一代人那么强烈的感受。这一代孩子，不少人对流行歌曲中那些表达孤独、寂寞、痛苦的歌曲更能产生共鸣，以至于那些流行歌星发行光碟签名销售时，都市里会突然冒出成千上万狂热的中学生少男少女，大批警察不得不预先到现场维持秩序。
　　许多家长也不理解，说报刊上也说过，有的歌星连简谱都不识，甚至“五音不全”，装束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声音嘶哑，既不好看也不好听，却火极了，成为许多中学生甚至大一、大二女生狂热的崇拜对象，这是咋回事？我想，负载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心里积压着说不出的苦闷的学生们，需要那样嘶哑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歌声来释放他们心底的痛苦，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深夜，还会有大批中学少女聚在某位歌星居住的宾馆外，齐声高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在家长看来，这是令人欲哭无泪的。
　　在女儿看来，说爱，这是很神圣的。
　　许多父母感到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
　　同老师们交谈，我得知，许多孩子在上初一时都对父母直接或曲折地表达过自己心灵的困惑。但许多父母除了在学习上不断给孩子“加强教导”之外，常常就是那句“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一句话就把孩子堵了回去。
　　许多孩子也曾像L想方设法希望与班主任交谈那样，希望与父母交谈，但常常遭到父母一次次的“教导”甚至训斥，终于失望，于是什么也不说了，就这样到了初三。
　　中考的压力空前增大，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令家长忧虑加深。父母发现孩子缺乏信心，而且不能专心，这时才猛然意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深在的痛苦，想和孩子深入地谈谈，但所谈都是“学习、学习”……此时，往往是父母一开口，就被孩子堵了回去。
　　孩子不愿谈了。
　　一天，有位母亲来找张郁茜老师。
　　她说：“我现在跟孩子说什么都没用。都初三了，他从来不想以后干什么，我跟他好好谈，可他连话都不想跟我说，就说‘去去去’！”
　　“他以前也没跟您说过以后想干什么吗？”张郁茜请她回忆。
　　她想了想，说：“我问过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想踢足球。我对他说，踢什么球，还是好好读书吧，考高中。”
　　“还说过什么吗？”
　　“后来，他又说想当警察。”
　　“您怎么说？”
　　“我问他，你想当交警还是想当刑警？交警站在马路上吸汽车尾气，刑警冒着生命危险抓坏蛋，你别胡思乱想了，还是好好学习吧，上高中，考大学！”
　　这位母亲还说，我正经跟他谈，可他就是不正经跟你谈，一会儿踢球，一会儿当警察的，不懂得好好考虑将来的前途。
　　张老师说，其实你的孩子已经在考虑了，他由于对自己将来考大学缺乏信心，所以在考虑上体校、上职高。在这个心理过程中，孩子把上高中的路放弃了，家长又把他上职高的路堵死了，他就走投无路了。

十、谁帮助了我的孩子

我童年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读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听到了过去岁月中“我要读书”的呐喊。我们坐在新中国的课堂里，在少先队的旗帜下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真的感到阳光灿烂，感到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幸福的。但后来经历“文革”，经历插队，我们走过了许多泥泞。
　　到今天，我们这一代家长，又觉得现在的孩子真是最幸福的了。学者们会说，知识是铺垫你通往未来的一条大道。可相当多孩子都感到大量的试题严严密密地砌垒起来的“知识”，正成为阻挡他们前程的恐怖的高墙。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看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新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困境。今天，哪个孩子不考虑前途呢？社会在一天天缤纷，电视上的景象也一天天更妩媚……这个世界是我的吗？社会已经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刺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这是他弱小而最需要有人理解的时期，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如果父母也不能理解，还不断给他施压，不断刺激他，有的孩子就崩溃了。
　　是的，我在访问中听到了“崩溃”这个词。我想，这恐怕言重了吧，就问老师。
　　老师说：“崩溃”就是彻底放下来，不学，也学不进了。家长们不是总说“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完了”吗，现在不学了，学不进去了，不就完了吗？
　　老师也说，你没看到报纸报道吗？过去高考落第后有自杀的，现在中考、高考还没考，就有自杀的，还有把母亲杀了的。这不是精神“崩溃”是什么？
　　京源学校组织过这样的班会，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个供大家讨论的题目：“将来怎样做父母？”
　　同学们看了，起初一惊，然后是笑。
　　然后是反应非常强烈的发言。
　　女生会毫不羞涩地说，我要结婚、生孩子，然后如何让孩子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
　　“我要经常带孩子出去玩儿，开阔眼界。”
　　“我要经常和他聊天。”
　　“我不会老是命令他这不许干，那不许干。”
　　“我不会老是说他，你这干不好，那干不好。”
　　还有女生说：“我不想生孩子，我想养小动物，我会天天好好地照顾它们，让它们快乐！”
　　“我不想结婚，我也不想当律师、医生什么的，我想卖花。”这个想法透露出的是学习太累，将来就卖花吧，那也许不要多少学问。
　　张郁茜告诉我，总的来说，同学们说的都集中地反映出：精神上、情感上的需求，比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
　　“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同学说，我将来要让孩子好好学习。”
　　您还记得我的孩子吗？那一年他中考，面临着考不上高中的危机，我鼓励他向“名落孙山”的那个孙山看齐，争取考上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结果如何？
　　那时我没招了，说：“儿子，你不能再跟着老师复习了。”
　　他说：“那我不是更不行了吗？”
　　我说：“不。你想想，任何一科的老师都要面对全班学生，摊到你身上能有多少时间？你想请老师给你补课，但你将有不少时间在等待中耽误掉。”
　　“你是说请家教？”
　　“不。请家教，老师还需要一个熟悉你的过程，而且你还会有不少时间耽误在去家教老师那里的路上。现在要完全靠你自己复习，否则你没时间了。”
　　孩子感到困惑地说，完全靠我自己怎么能行呢？
　　我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在纸上先画了一个树干，我说，你先从一本课本的目录复习起，一门课就好比这一棵树，目录里的每一章都好比树的一个分枝。每一章里还有小节，这些小节就是分枝上更细的分枝，树叶都长在这些细枝上。每一棵树，树叶是最多的，要记住这么多树叶太难了，你复习时先把这些树叶通通丢掉，不去管它。这起码就把难度卸载了一半。
　　儿子说，树叶是知识点，都不要吗？
　　我说，你说对了，树叶是知识点，如果你先去管这些树叶，你就会用去大部分时间还未必管住多少。别忘了，树叶是最多的，但出现在考卷上的几率是最少的。你要先把树干和树枝搞清楚，就是说先抓重头的。树干就是这门课，你不必记，但你要把哪根树枝长在树干的什么地方，就是说与树干的关系搞清楚，然后把更小的树枝长在哪根粗树枝上搞清楚。如此把这门课的所有细枝都长在哪些粗枝上，把它们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
　　我接着说，我相信你把一门课的主干和所有分支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就抓住了大头，抓住了主要的东西。我相信你绝不会一点树叶都没印象，你平时头脑里已经记住的其实是那些知识点，只是这些知识点在你头脑里是零散的树叶。你如果把这门课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那些零散的树叶就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自然而然地长在那树枝上了。没有长在树枝上的知识点，不是活的知识。知道哪些知识点长在哪个枝头，知识就活了，丢不掉忘不掉了。
　　我又强调：别忘了，不是要考第一名，是考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我坚信你只要把树干和分枝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原有的知识点在树枝上就活了，这样去考，达到孙山肯定没问题。这样去学，你的难度就下降了至少一半。如果你还有时间，再去进攻那些树叶。把你印象不深的树叶弄明白它们长在哪些枝头，能捡多少算多少，我相信那时搞定那些树叶，要比你硬记的成活率和速度都强，如此就更有把握了。
　　我还说，这样一个过程，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哪个老师能这样帮你，我也不能替代你，只能靠你自己救自己。你听懂了？
　　儿子的眼睛很亮：“爸，我听懂了。”
　　我的孩子或许还算较有独立思考能力，他写作文或答题，那些别出心裁的用词用意，常被老师纠正。他常问我：“爸，我这样写有错吗？”我总是说，没错，不但没错，而且是你的优点。他母亲则经常说：“别听你爸的，答题要完全按课本、按老师的要求答，否则你要吃苦头的！”看来他母亲的话应验了。
　　这时儿子又拿眼睛看我，我知道他心里还有一个障碍，就是现在他仍然是班长，在这最后复习的日子离开同学不去学校，行吗？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要靠自己。再不能犹豫了，同学们也会理解你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要靠你自己安排。大部分时间就别去学校了，放弃跟着老师走，就在家里自己干，有信心吗？”
　　儿子说：好吧！
　　就这样，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给几个班干部打了电话，然后就开始闭门复习，一门课接一门课地“吃”。我和他妈妈看到他非常用功。
　　最后，儿子取得了从模拟考成绩跃升76分的中考成绩，远超“孙山”，创造了该校历年考生中考成绩比模拟考试成绩提升幅度最大的纪录。这个纪录对那些拔尖的学生可能没有意义，但对所有中下游学生都有意义。所以他的老师后来常以此来鼓励那些模拟考试成绩落后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