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姗见面的那天，太阳象个火球挂在天上，空气燥热得彷佛一点就着。路边的树上，那些往日爱扯着嗓子嘶叫的蝉儿也热得失了声。我和王姗相约在学院路附近的一家酒吧见面。

　　这次见面缘于不久前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里讲述了一位大学生逃出大学的经历。没想到，稿子见报的当天我就接到了十几个电话，他们中，有在校的大学生，也有已走出大学的年轻人。有的向我诉说不喜欢所学专业的苦恼和茫然无措的彷徨，有的向我抱怨大学里，生活乏味、教材乏味，教师乏味。也有的向我打听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年轻人的电话及通信地址，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勇敢者，作出了他们想作而不敢作的选择，走了一条他们想走而不敢走的路。 　　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不断接到类似的电话，并收到了一摞来自四面八方的信。

　　王姗没有给我打电话，她的信也姗姗来迟。

　　收到她写给我的信时，距离发表那篇文章已经一个多月了。那是一封字迹娟秀的信。信很简短，却一下抓住了我的心--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提笔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

　　在世人眼里，在父母和亲友的眼里，我是一个幸运儿，我考上了我一直希望考上的这所名牌大学。可是2年来，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痛苦中，因为，我不喜欢我现在所学的专业，一点也不喜欢。开始，我也想培养自己对这门专业的兴趣，希望自己能喜欢上它，结果发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男人和女人，一个人如果对另一个人毫无感觉，强扭的瓜能甜吗？

　　可是，我每天仍必须面对这些令我憎恶的面孔--一本本教材和讲这些教材的老师。痛苦中，我选择了逃课，选择了沉沦，选择了玩世不恭，可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总在向我呼唤，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就这样毁了自己。我知道，如果这样下去，我也许连文凭也拿不到，即使拿到了文凭，走出大学校园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又如何在社会立足？

　　写到这里，我的心又沉入了黑暗……

　　我很佩服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大学生，我也曾无数次地想逃出去，但是面对父母期望的目光，面对校园外那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我缺乏象他那样的勇气和胆量。我正站在十字路口，很迷茫，也很恐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后面的两年时间如何度过。

　　给您写信，我并没有期望能得到您的回信，(在我的想象里，您每天都会收到许多来信，你不可能一封封回复，对吧？)我只是想倾诉，因为我心里实在太压抑，太痛苦。您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告诉您吧，就是想当一名象您那样的记者。

　　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看这封信。

　　我的呼机号是：191XXXXXXXX

　　苦恼的叶子

　　2001年6月28日

　　第二天，我试着拨出了那个呼机号，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没想到一会儿她就给我来电话了：

　　"您好，我是叶子。"

　　"叶子，我看了你的信，知道你很苦恼，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

　　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后说："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如果您要写文章，请不要写我们学校的名字好吗？"

　　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正准备放下电话，她说："我不叫叶子，我叫王姗。"

　　见面地点是王姗定的，那里离她学校不远。

　　当我裹着一股热浪走进那间酒吧时，发现靠窗的一张小桌旁已坐着一位女孩，虽然她背对着门，但我猜想那一定就是王姗了。

　　我径直走到那张小桌旁。女孩站起来笑了笑，说："您是吴老师吧，我是王姗。"

　　面前的王姗，高挑个儿，肤色白皙，细眯眯的眼睛，笑起来象一弯月亮，很温柔，很妩媚。可是那天下午，我只见她笑过一次。

　　午后的酒吧很安静，厚厚的玻璃挡住了外面刺眼的阳光，也挡住了马路上的喧嚣和嘈杂。空调机将清凉的风徐徐地送过来，桌上的玫瑰散发着一股沁人的清香。我们要了杯冰镇可乐，她低垂着眼帘，用吸管轻轻地在杯中搅动着。

　　我们的交谈开始有点滞涩，后来才渐渐流畅起来。

交出了自己的理想和选择的权力

　　当我在"服从调剂"一栏上签字后，我就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
在父母眼里，我是个乖女孩。因为从小到大，我几乎没让他们操过心。上小学时，我
是老师宠爱，同学羡慕、嫉妒的好学生，小学毕业那年，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招生，我轻轻松松地就考上了。

　　那时，我的理想是多彩的，也是多变的。上初一时认为医生救死扶伤很伟大，穿上白大褂也很神气，便想当医生。初二那年迷上了刘德华，成了追星族，又想做一夜成名的歌星。初三时，读了夏绿蒂姐妹的《简爱》和《呼啸的山庄》，便一心想当作家。一直到高一下学期我的理想才算定型。 　　那个学期开学不久，班上组织了一次班会，题目是"新闻幕后的故事"，前来讲故事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女记者。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她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的故事，更是让我激动不已，我喜欢那种每天都有激情撞击的生活，喜欢那种具有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工作。我讨厌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更讨厌死水一潭的生活。如果说过去的我，理想是孩子气的，是模糊的，摇摆不定的，那么，那天下午，那位女记者就象一支火把，照亮了我理想的隧道，我第一次严肃地思考理想和未来这个重大的问题，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热爱的是什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在那天下午，我将做一名记者的理想装进了心里。

　　参加高考那年，我所在的省实行考前填报志愿。有人说高考靠实力，填志愿靠运气，因为即使考出了高分，如果志愿没填好，兴许也会落榜。每年都会有一些因志愿没填好而落榜的倒霉蛋为此而痛不欲生。所以，也有人说填报志愿是赌博，敢赌的人，要么赢得莫名其妙，要么输得精光。听说有一年，北大、清华在北京地区的最低录取分数线降到了400多分，原因是，此前一年，报考北大、清华的人多，将分数线拉高了，致使一些考得不错的人与两校无缘，不得不接受降低分数线被二流学校录取的命运。于是第二年，许多即使考了高分的人也不敢报考两校，他们宁愿选择一条稳妥的路。结果，一些仅考了400多分的考生竟轻轻松松地进了北大、清华。

　　填报志愿就好比扔手中的骰子，抛出去是六点还是一点，全凭运气。

　　说到这里，王姗一脸苦笑。

　　品味着王姗的苦笑，我想起了远在湖北孝感的一位女孩。在2001年的高考中，她考出了657分的好成绩，这个成绩，即使在多年来高考录取分数线居高不下的湖北省来说也是不多见的。她很自信地在第一志愿里填报了清华，第二志愿填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后面几个志愿她都没填，因为她觉得根本就没必要填。

　　出乎意料地是，由于当年高考试卷难度系数降低，仅湖北一地，总分超过600分的考生就有近万人，清华在湖北地区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定在了660分，因3分之差，那女孩的档案没有能走进清华，而她所填报的第二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第一志愿里就招满了，第二志愿根本就没看。结果，考了高分的她竟成了落榜生。

　　她的父亲，一位连县城都很少去的农民，焦急地拿着女儿的成绩赶了几百里路去了武汉，他费尽周折终于在这座大都市里找到了有关部门，可是招生计划已经完成，招生工作已近尾声，有关部门虽然深表同情却也爱莫能助。

　　我不知道那个农村女孩如今在哪里，是回校复读准备第二年再考，还是被贫穷拖回了那个需要她的家。 　　王姗轻轻的咳嗽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将我又拉回到夏日里的酒吧。

　　王姗说，考后填报志愿，仍有如此大的风险，考前填报志愿，风险就更大了。即使是成绩好的学生，也难保证自己上了考场就能发挥正常水平。有一年，我所在的那所重点中学就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一位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一直遥遥领先的同学，高考中意外失手，竟然连第一批重点线都没过，结果，他去了一所二类学校，其实按他的实力，他本可以去清华、去中国科技大。

　　我们填报志愿的时间是6月15日至16日。那两天，父亲、母亲和我将96年至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省招生录取统计资料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报考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大学。这是一所我心仪已久的大学，它的新闻专业也是在全国叫得响的。

　　我之所以敢报这所竞争性很强的大学，是因为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在那所重点中学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前20名。

　　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新闻，后面几个志愿分别是汉语言文学、社会学等。总之，都是文科类专业。志愿表上，有"是否愿意服从调剂"一栏。我犹豫了，久久不敢下笔。因为在此之前，我听到了太多的带有悲剧性的故事。不喜欢学地理的被调剂到地理专业，不喜欢学数学的进了数学系，喜欢学生物的被调剂到机械制造系，喜欢法学专业的被调剂去学中国革命史。

　　可是我父亲坚持认为，应填上"愿意服从调剂"，应该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这样就会多一份被录取的希望。他说，假如你前几个志愿都未被录取，如果不愿服从调剂，你的档案也许马上就会被抛给第二批院校，这就等于你与重点大学无缘。如果服从调剂，虽然专业不满意，可毕竟进了重点大学的大门。

　　父亲的话不无道理，可是我仍很犹豫。填报志愿的截止时间是16日下午6点。6点钟，在向老师交志愿表的最后一刻，我咬咬牙填上了"愿意服从调剂"几个字。那时，我心存侥幸，觉得那样倒楣的事不会在我身上发生。

　　可是没想到，这种倒楣的事还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是7月24日，当查分热线报出我的成绩是615分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紧紧地缠绕着我。虽然我的成绩比第一批文科重点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几十分，但是我所报考的这所大学在省里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却一直徘徊在610分左右。

　　等待入学通知书的那段日子，是令人焦虑的，也是痛苦难熬的。

　　8月18日，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录取我的学校正是我填报的学校。可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马上就跌入了失望的深渊，因为我看到在录取专业一行写着：图书馆系。我的头一下就大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录取我的怎么会是图书馆系？虽然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我也曾作过种种不好的假设，比如，如果不被新闻系录取，也许会去中文系，如果中文系不被录取，也许会去社会学系，可是从就没想到过会去与我的爱好风马牛不相及的图书馆系。

　　这时我才痛心疾首地认识到，我填写了"服从调剂"，就等于交出了自己的意愿，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填写了"服从调剂"，就不得不接受任人摆布的命运。

　　我的心被一种深深的失望笼罩着。当我的老师、同学和亲友兴奋地向我表示祝贺时，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父亲和母亲知道我的兴趣和爱好，也知道我想当一名记者，所以接到录取通知后他们也有一点遗憾，但是他们仍然很兴奋、很激动，因为他们的女儿考上的，毕竟是一所令许多人都羡慕不已的重点大学。

　　父母他们看重的也许是面子，是我给他们带来的骄傲，因为人们问起来，总会说"你女儿考进了哪所大学？"却很少有人问"学什么专业"，何况，图书馆专业和新闻专业也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兴趣、你的爱好，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理想。在千军万马仍在挤独木桥的现实中，能考上大学已是幸运了，能考上重点大学就更是幸运中的幸运。当大多数人还在以能上大学为第一目标时，个人的兴趣、爱好、理想便成了一种很奢侈的东西。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扼杀了多少人的梦想，埋没了多少人的兴趣和爱好啊！

　　我想起了父亲。父亲与汽车打了一辈子交道，先是在汽车厂做技术员，后来又做工程师，但是我知道他真正的爱好并不是这一行，他的理想是当飞行员。当年报考大学时，他填报的是北航，可那时候兴政治审查，父亲的舅舅在台湾，政审这一关没过。既然飞机开不了，那就去开汽车吧，于是父亲报考了汽车制造专业。

　　听母亲说，当年她怀上我的时候，父亲特希望是个男孩子，父亲说，要是个男孩子就让他去开飞机。

　　父亲在前几年就退休了，退休后的乐趣是收集航天航空方面的资料，已经剪贴了几大本。有时，看他戴着老花镜阅读那些资料的着迷劲儿，我就想，假如当年父亲学了他感兴趣的、喜欢的专业，他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他的成就要比今天大，他的人生要比今天更快乐。

　　拿到录取通知书虽然很失望，但是那时候，我仍抱有一丝幻想，因为我听别人说，有些学校允许学生入学后调换专业。

没有了理想的旗帜

　　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

去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四处向人打听转系的事。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虽然学校允许学生转系，但却有严格的规定，最关键的一条是，你想去的那个系具有扩容的空间。

　　那一年，是大学实行扩大招生的第一年，全国招生计划一下就增加了30万，在校舍、教师、学生宿舍基本都没增加的情况下，一下就多招进了30万大学生，几乎每所学校都喊挤。

　　新闻系的招生人数已大大超过了计划数，由于招生人数多于往年，已经没有扩容空间。

　　转系的希望破灭了，我的情绪更是一落千丈，我甚至后悔不该来报到，后悔没有回校复读第二年再考。 　　但是，如果我真的不来报到，真的回校复读，一定会有不少人说我有病，考上了重点大学不去上，而要回校复读，说什么他们也不能理解。

　　有人说，中国人是最容易满足的人，也是最习惯于妥协的人。在一般人的眼里，能上大学就很不错了，能上重点大学就更不错了，至于兴趣和爱好则不再强求，能如愿当然好，不能如愿就学一行爱一行。可是，如果学了一辈子，干了一辈子也不爱它，怎么办？这就象一桩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包办婚姻，没有爱情，没有激情，却要长相守。对当事人来讲，这难道不是最残忍的痛苦？ 　　然后，这种妥协带来的不仅仅是痛苦，它还将能使你快乐，能使你幸福的热情和潜能扼杀掉了，让你留下终生都念念不忘的遗憾。

　　转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只能呆在图书馆系。

　　也许是我在电话中无意间透露了我的消沉和失望，父亲给我写来了长长的信，满纸的担忧和勉励。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一定要学一行爱一行，他告诉我，兴趣和爱好是可以培养的。

　　既然现实已经无法改变，我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象父亲告戒的那样，学一行爱一行。

　　在中学，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因为，那时候有一面理想的旗子在前方不远处高高地飘扬着。每当我在茫茫题海里游得累了、困了，我就会抬头看看那面旗子，它象一剂解乏治困的药，让我又重新兴奋起来，拼命地游起来。每当我不堪忍受高三那地狱般的生活时，我就会看看那面旗子，它让我有了忍耐的勇气和力量。 　　可是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

　　我记得进大学后的第一节课是政治课，那位头发已经有点花白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得唇干舌燥，并在黑板上写满了板书，可是我看见教室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觉和看别的书，可老师似乎没看见，他目中无人地自说自听。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位老师也许认为讲课是他的一项任务，他只是将他应该讲的内容讲完，至于学生愿不愿听，在不在听，他并不在乎。 　　这样的政治课听得索然无味。后来，每次上政治课我都带一本书去看，有时是小说，有时是随便抓到手的一本杂志。

　　进了大学没多久我就发现，这里与中学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还是在搞应试教育那一套，教师还是满堂灌，学生还是埋头刷刷地记笔记，考试还是考背功，谁能背，谁就能得高分。

　　前不久，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一本书，是一位北大毕业生写的，他在文章中将目前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大学生活，称为"后中学时代"。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准确，我们的大学生活其实是中学生活的延续，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是我们不需每天都面对一板正经地教训我们的老师，不需每天面对那几张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师的脸，大学里的老师上完课夹着讲义就走了，有的恐怕连他的学生姓甚名谁都知道的不全。

　　虽然我努力想学一行爱一行，但是我的理智总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欢的、也不感兴趣的课程。由于不喜欢，也就没有学习的热情，书里的文字读起来味同嚼蜡，那些概念、定义更是让人觉得面目可憎。所以，每摊开课本，我要么是不由自主地犯困、昏昏欲睡，要么是手里捧着书，灵魂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对我来说，学习成了一种痛苦的事，成了一种折磨。我无比绝望地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仍不能爱上这门专业。

　　我第一次逃课，是大一下学期。

　　在这之前，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听课了。因为大一上学期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每次上课，总有一些同学早早地就去了教室，他们提前去不为别的，为的是抢占教室最后一排座位，因为那是与老师距离最远，最不容易被老师关注的地方，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看其他的书或睡觉。

　　同学中，有人经过长期细心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课堂上，老师重点关注的范围是前三排。他们将前三排称作"死亡地带"。虽然"研究者"提供不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根据，但据我细心观察，发现所言极是，老师的目光确实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后的同学身上。

　　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我也成了一名后排座位的积极争夺者。每次上课，我都提前去教室，进去后就直奔最后一排最偏的一个角落，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因而也是争夺进行得最激烈的地方。如果抢不到最后一排，我就抢倒数第二排，总之，决不悲惨地落入"死亡地带"。

　　躲在老师看不到或习惯不看的角落，我打发着无聊的、漫长的时间，有时看小说，有时戴上耳塞听音乐，有时什么都不干，呆呆地看窗外呆滞不变的风景。 　　假如我原来的老师和同学在那个争夺后排座位的队伍里发现了我，一定会大跌眼镜，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不应该是一个如此懒惰、如此消沉、如此不思进取的学生。

　　在抢占后排座位的争夺战中，我和一些竞争对手竟成了朋友。跟他们聊得深了，我发现，这些抢占后排座位、不认真听课的同学大都是因为对这些课不感兴趣，有的是压根儿就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象我一样阴差阳错地进对了大门，却进错了小门。有的是对某一门或某几门课不感兴趣，所以不想听课。

　　他们中，有一位来自陕西的同学，叫冬冬。冬冬是他在网上的名字。 　　认识冬冬，是在上大公共课的时候。大公共课在阶梯教室上，听课的除了我们图书馆系，还有其他系的同学。每次上大公共课，总是逃课率最高的时候，因为人多，老师一般不点名，就是点名，请同学代为应答也能蒙混过关，上大课的老师是分辩不出真假李逵的。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逃课的胆量，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每堂课还是会去。那天的课是在下午，知道是上大公共课，抢占后排的同学多，我便提前了十几分钟去教室，当我直奔后排最右边的座位时，发现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捷足先登者是一个男生，塞着耳塞正很沉醉地听着音乐。我便退而求次之，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是刚出炉的、林白的《玻璃虫》。 　　过了一会，同学陆陆续续都进来了，老师也夹着讲义上了讲台，坐在我旁边的男生仍旁若无人地听着音乐。也许是要倒带，他拔下了耳塞，见我在看书没听课，他悄悄问了一句："喂，你是哪个系的？"

　　我和冬冬就这样认识了。

　　冬冬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我羡慕地说："你真幸福啊，念中文多好。"

　　"好什么好，好个屁！"没想到冬冬的脸竟一下涨得通红。

　　后来我才知道，冬冬的兴趣和爱好是搞音乐，我还知道他是复读生。98年，冬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结果没考上。复读了一年后，他还是想再次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可是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本就不赞成他搞音乐，见考了一年没考上，就更不让他报了。结果，填写志愿表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了冲突，父母要他填报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他执意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后来以不给他提供学费、生活费相威胁。他妥协了，但是妥协的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不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但是他也不报考经济学专业，因为，他对经济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看见数字头就大了。妥协的结果是他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和冬冬同命相怜。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听音乐，有时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蹦迪疯狂地宣泄一番。 　　我和冬冬象情侣一样形影相随。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冬冬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从来就没对我说过"我爱你"。他总是说："你很可爱"。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因为我们都很孤独，都很无助。我们需要刺激，我们害怕单调乏味的生活会使我们的生命窒息，会使我们的青春过早地凋谢。

　　我开始跟冬冬一起逃课。不过，我逃的很巧妙，尽量不让老师发现。我们逃课后，有时躲在宿舍听音乐，有时去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和北大西门的Every Day酒吧看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都是一些"新新人类"和电影发烧友，也有不少逃课的大学生。

　　可是每次逃了课后，我总会有一种深深的犯罪感，还有一种对父母的愧疚感。特别是每次去邮局领家里给我寄来的生活费时，我就很自责，觉得自己愧对那份寄托着父母希望的汇款。爸爸和妈妈一直为我骄傲，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切，知道我这样消沉，这样自暴自弃，他们一定很伤心很失望。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来，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翻开课本我就心烦意乱地看不进去。每次临到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临时抱佛脚地背它个昏天黑地，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可是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就没这么幸运，有一门课亮了红灯。

　　得知有一门课不及格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夜，不是自责，也不是懊悔，而是很迷茫，很害怕，很绝望。

　　我也曾想过逃出大学，如其这样混日子浪费时光，真不如一走了之，出去后，再重新走一条自己愿意走的路。可是，我始终缺少这样的勇气，也缺少这样的胆量。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回去后，我如何面对父母，面对亲友，面对我的老师和同学？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在这个重文凭看出身的社会，我是否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些问题，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令我痛苦万分。

　　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无聊和乏味，却找不到改变这种生活的契机。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渊，却找不到拯救自己的办法。

　　时间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似乎能听到时间流动的哗哗声，我很心痛，却又无奈。有时，我真想放纵自己，让灵魂已经麻木的肉体随波逐流。有时，我真想就此沉沦下去，任由命运之舟推到哪里算哪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你还年轻，你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

　　如今，我正站在一个充满分叉的路口，不知道哪一条是归属自己双脚的路。

　　王姗将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

　　窗外，那轮象火一样燃烧的太阳已经下山了，炙人的热浪正一步一步退去，一辆洒水车播着悠扬的乐曲、喷射着水花从窗前开过。街灯开始一盏一盏地亮了，酒吧也渐渐失去了午后的宁静。

　　我不知道该对王姗说什么，我不知道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又该让她作出怎样的选择。当阴差阳错的命运已经摆在面前的时候，是从命运中逃脱，去走一条凶险未卜的路，还是向命运妥协，走一条虽然没有幸福和快乐，但却四平八稳的路？

　　就在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倪萍聊天》节目邀请我去做嘉宾。那天，聊的话题类似于这个话题。倪萍问我女儿多大了，我说正上高三，她说："如果你的女儿选择不上大学，去干别的，你会支持她吗？"

　　我没想到她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竟一时语塞。过了好一会儿，我说："如果不上大学，她要走的将会是一条注定充满了艰辛的路，所以我希望她上大学。但是，如果她觉得那种选择能给她带来快乐，并有面对艰辛和挫折的思想准备和具备走这条路的能力，我也许会支持她。"

　　这种莫拟两可的回答也许并不令人满意，但我又能说什么呢？

　　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年轻人面临这种艰难的选择？他们脚下的路本应该宽阔些、平坦些，快乐地学习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年轻人承受理想错位的痛苦？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又怎能全推给他们自己！

　　有人估计，在校大学生中，可能有40%的人在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也是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数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有40%的大学生不是在快乐地学习，而是在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

　　当一个人痛苦、无奈地学习时，这种学习就很难是智慧的学习，很难是创造性的学习。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视学习为快乐时，他智慧的源泉才会被发掘，他的创造的潜能才会被激活。

　　"志愿"是什么，它是一个人喜欢的、感兴趣的、愿意去学习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它应该首先得到尊重和保护。学校要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志愿，父母也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志愿。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志愿"常常被学校移植或嫁接，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

　　2001年6月2日，北京市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地坛公园举行。不到9点钟，咨询现场已是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一个个扯着横幅、摆放着宣传板的大专院校咨询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在现场采访的我，惊讶地发现，前来咨询的大都是学生家长，而作为当事人的学生，却少有光顾者。

　　父母们汗流夹背地挤进一个咨询点问了情况，买下资料，又挤进另一个咨询点打听情况，买下资料。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咨询点，40多岁的李先生好不容易挤到咨询台前，他向负责咨询的老师打听该校经济学专业去年理科录取分数线，然后又仔细询问该专业开设的课程，一一作了记录后，将装着资料的袋子举过头顶从人缝里挤出来。

　　我问他，孩子怎么没来。他笑着说："我怕耽误他复习，没让他来。"

　　我说："孩子自己不来了解各个学校的情况，怎么作决定？"

　　他说："嗨，让他操那份心干啥？你看，我拿了这么多资料，就是为了回去后好好研究，最后作决定的还不是父母，孩子他知道啥，只要好好学习就行。"说着，李先生又向北京理工大学咨询点挤去。 　　在清华大学咨询台前，我见到一位从山东专程赶来的学生家长，她说她是从网上看到了举办高招咨询会的消息，因为想让孩子报考北京的学校，前一天下午她就赶到了北京。

　　我问她选择上北京的学校是孩子的意愿还是父母的决定，她笑着说："主要是我们的意见，因为报考大学是孩子人生的重大选择，选择不当，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

　　这位母亲还告诉我，她是北京知青，当年插队去了山东，后来在当地结了婚，一直回不了北京，她让儿子报考北京的学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要让儿子实现她多年来的梦想--成为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

　　报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这个选择的权利是学生，而不应该是父母。父母越俎代庖，不但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利，而且还有可能会扼杀他们的创造热情和潜能，使本应该幸福一生、快乐一生的他们，终生吞咽懊悔和遗憾的苦果，使本有可能成为有能力、有趣味的人的他们，成为平庸的、乏味的人。

　　父母的志愿不应该成为孩子的志愿，父母的理想也不应该成为孩子的理想。因为高中毕业的他们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他们有能力、也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

　　可是在大学里发生的理想错位的悲剧，有的并不是学校造成的，也不是父母造成的，而是学生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们，或是因为信息闭塞、或是因为盲目轻率、或是因为幼稚无知而填错了志愿，但是更多的人却是为了能上大学或出于经济考虑而不得不作出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