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4学生被杀藏尸宿舍 疑凶为在校生 2004年2月23日13时20分，昆明市公安局接报，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鼎新校区学生公寓一栋317房间内发现一具男尸。经公安机关现场勘察，在该宿舍柜子内共发现4具被钝器击打致死的男性尸体。 据了解，4具男尸均为云南大学2000级生物系学生，他们于2月14日提前返校，为毕业后联系工作。返校不久后，4人与家人和学校失去联系。云南大学2月20日正式开学后，4人未报到。 凶器疑为一把铁锤，一广西人（该学校2000级学生）有重大作案嫌疑。 气悔间杀4人——马加爵细述耸人听闻的杀人过程 3月15日晚至16日凌晨，三亚市第一看守所。海南日报记者获得公安部A级通缉犯马加爵接受警方审讯时供出的部分案情，并面对面地对马加爵进行单独采访。 打牌不和连杀四同学 案发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马加爵连杀4名同学的动机。 据马交代，2月13日，在打麻将与同学发生纠纷后，马准备逐个用铁锤突袭4个同学。他想先干掉同宿舍的邵瑞杰。当晚，只有唐学李在宿舍内，邵在别的宿舍里休息。他说：不杀唐，就干不了邵。他用锤子杀了唐后，把地上及桌上的血擦干，把唐放到衣柜里，用报纸等物包好。因为学校没有开课，没人发现。第二天，他继续与同学打牌。 2月14日晚，趁邵瑞杰洗脚的时候，马用同样手法将其杀死，事后仍将尸体塞入衣柜。 2月15日中午，同学杨开宏到马的宿舍找邵打麻将，马说他一会就回来，并在杨看报纸等候时将其杀害。傍晚，王大明（音）叫他打牌。他没去，跑到1幢402室将龚博叫到自己的房间将其杀害。 刚处理完龚博的尸体，林风（音）找他打牌。他觉得林风平时对自己不错，就没下手。走出学校，他马上打出租车到了火车站。在商店里买了衣服、水果等，换了衣服上了火车。 马说：离开后就没有想到再回去。 杀了人很后悔 马说，杀了一个人后很后悔，很后悔，也很害怕。但越想越气，又杀了3个人。 看到广州—三亚的长途车就上了 马在审讯中称：2月15日，犯案后，他从学校打出租车到了昆明火车站。在车站，他因身上藏着假身份证，被当地警方没收后放行。随后坐上早已买好票的从昆明到广州的火车。2月17日早晨到达广州，到广州是准备打工。因没有表，他记不起具体时间。到了广州，没地方可去。2月17日中午12时，在广州火车站旁的流花宾馆前，他偶然抬头看到有广州到三亚的长途车就上了车。 2月18日凌晨到了三亚，在长途车站看到有人躺在地上睡觉，自己也混在其中睡了一觉。此后，他扮成乞丐并装傻在三亚活动，直至被警方控制。 逃亡三亚无心看美景 马在三亚期间，到河边洗过澡。他说那里很漂亮。问其去过天涯海角没有？去过大东海没有？马都说没去过。问其都到过什么地方，他说：哪里有心情看这些呢？他说，有很多事情我是不敢注意的。不过，三亚的海还是给他留下了印象。他说，他去过两个码头，一个是国际游轮码头，另一个是货运码头。 复读机录下逃亡心迹 也许是屡屡被人盘问的原因，3月9日，马加爵在三亚解放路上买了一个复读机，录下他从9日开始到被擒获期间的心理活动。他说，录下这些是想让家里人听。警方在询问许多问题时，他都说：我在复读机里说了。目前，警方已收缴了马加爵的4盒录音资料。 在三亚过得心惊肉跳 马加爵说，在三亚至少有10个人能拿到悬赏他的奖金，可他们全是傻子。不过，这些人都让他心惊肉跳。他说有一个26岁的白领，看到他走路一拐一拐，就问：你的腿生来就是这样吗？我一听就觉得有问题了，就准备开始装傻了。他又问：你是哪里人，是不是广西开南的？是不是姓黄？他在问我的时候看我是不是在发抖，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说这话时，马加爵还得意地笑了笑。 至于是3月2日还是3月9日开始装傻的，马说了至少2个答案。 通缉令上知道“身价” 马加爵是从坐着的报纸上得知自己成为通缉犯的。逃到三亚后，有一天他坐在一张报纸上，一个小学生在读这张报纸，从小学生嘴里，他知道了自己是全国通缉的要犯，且“身价”为20万元。此后，他在垃圾桶里一见到报纸，就不再看了。 文化室突审通缉犯 就马加爵逃到三亚后的活动情况，三亚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卫武、张上真、刑侦支队支队长侯小平和巡警支队一大队林明滨突击对其审讯。 3月15日晚至16日凌晨，警方让马洗了澡，换上一身岛服后其外形则一下子与通缉令上像了很多。警方在看守所的文化室对其进行审讯。有意思的是，文化室的黑板上写有普法学习的字样，马面对着的书架上是一排排书本。而此时，在他身边没有了同学和老师。接受审讯时，他像个犯了错误的中学生，语气缓慢。 在文化室外，马加爵进看守所前穿的衣服放在地上，两件裤子裆部都被撕开了半尺长的口子，一件已看不出是什么底色的衬衣，上衣口袋里还装着捡来的大量烟头。 被关押后不想再走 3月16日凌晨5时许，马加爵在警方的看守下，在文化室的凳子上入睡，警方为其拿来毛巾被等。他不时地要求警方变换手拷的位置，并要求将其腿盖好，他说，不盖好会得关节炎。记者问他如果不铐你想不想溜走？他说：到哪里去呢？我是知道警察的厉害的。记者问：那为什么不投案？他说：我也想过，但这个问题很复杂！ 在看守所像回了家 在接受审讯时，马加爵时而喝水、时而抽烟、时而吃着方便面。尽管他没说，但从他交代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他到三亚后吃喝最自如的一次。这段时间以来，他多在垃圾箱里找食物吃，有时则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就餐。吃饭时，一头乱发要挡着脸。在文化室里，他不时地会笑。笑得让人有些不解，但可以看出他笑得还是有些轻松。 最想和家人说话 马加爵现在最希望的是能和家里人说话，他再三向警方表达此愿。其次，他在三亚警方审讯时突然说：你们问了我这么多，我能不能问你们一个问题？我的事是怎么被发现的？警方还没回答，他又自言自语：肯定是学校发现的。 马加爵被判死刑 受害家属各有遗憾 法院于2004年4月24日下午2时30分宣判了马加爵死刑。受害人杨开红的家属已于23日中午带着遗憾离开昆明，因为他们此行最大的目的——“亲耳听到马加爵向自己道歉”并没有实现。 杨开红家属：马加爵没有向我们道歉 杨开红家属的律师耿国平向记者证实，昨天12时左右，耿已亲自开车将杨开红家人送到火车站。一旦判决结果下来，耿国平将通过电话将详细情况告诉受害者家属。 最后结果还未公布，杨开红家人为什么要离开昆明呢？据耿国平介绍，杨家动身前往春城之前，对判决结果已经有所预料，“他们参加旁听最大目的，是看到马加爵向自己鞠个躬，说一声‘叔叔、阿姨，对不起！’”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还想当庭质问马加爵的杀人动机”。 “此行的最大目的无法实现”，耿国平解释，“所以杨开红家人只好抱着极大的遗憾离开了昆明”。 关于被害人家属之所以提出高达31万元的民事赔偿，“我们并没有想过一定要拿到”，耿国平说，“即使法院判决赔偿，我们也不会申请执行(因为马家无法支付)”。 杨开红的母亲接受记者采访时，怒斥马加爵：“他的心不好，心黑！” 耿律师透露，在法庭上，当他告诉马加爵：“你的父母清明节时曾到受害人家里下跪道歉，而这一切，真正应该做的是你马加爵自己而不是你的父母”时，马加爵哭了起来。至于是否应当同情马加爵，耿律师表示：“马加爵，尤其是他的家人是值得同情，但惩罚犯罪是预防犯罪的最有力的方法，只有犯罪行为得到惩罚，才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 杨开红父母不等宣判结果，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马加爵接受审判，至于结果，他们不再关心。 唐学李家属：几经反复决定留下听判 记者获悉，被害人唐学李家属原计划庭审当天离开昆明，律师事务所已帮其订好了下午6时半从昆明发往怒江州的长途卧铺客车票。 当时，唐学李的叔叔解释道，“其实来昆明前，对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已有一定的预料，估计昆明中院的判决不会有什么意外。”他说，唐学李家属之所以大老远从怒江州赶到昆明，就是想看看马加爵到底长什么样，亲耳听到他讲讲为什么要杀害唐学李。 记者得知，唐学李家属经过反复“思想斗争”，最终决定留在昆明亲自听到马加爵的判决结果。 早在2月26日，唐学李的父亲唐先河跟妻子坐上云南大学来接他们的车，前往昆明见了儿子最后一面，寒假里还活生生在眼前帮家里干活的儿子此时却躺在冰冷的殡仪馆里。“我时时在想，但总想不通，眼看就要毕业了，却……” 龚博的姑父：天堂里不能收到通知书 所有受害人家属中，惟一没有前往昆明的，就是龚博的父母。其代理律师王嵘解释说，龚博双亲之所以不愿现场旁听案件，是因为害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前日的庭审现场，只有龚博的姑父和二伯到庭旁听。据龚的姑父介绍，3月30日，云南大学研究生院电话通知龚博父母，龚博考取了该校的研究生。接到这个迟来的电话，龚博的母亲当场就瘫在地上，失去了这个惟一的儿子，龚博的父母悲痛欲绝。不知道天堂里能不能收到录取通知书。 邵瑞杰父亲：要亲眼看马加爵的下场 邵瑞杰的父亲邵渭清还没从失去孩子的悲痛中走出来，一提到孩子，他就老泪纵横。邵渭清表示要等到宣判后再离开昆明，“宣判时一定要去，要亲眼看看马加爵的下场”。 邵父说，到时他会到儿子坟前，让曾经令他骄傲的儿子死得瞑目。 马加爵人性复苏“请求法院判处极刑” 马加爵在庭审上说：这个案件确实是很惨的，我的手段极其残忍，我也不想逃避责任。希望法院能够处以极刑，我也希望很多同龄人能够从我的身上汲取教训。 4受害者家属：获捐助6万多 23日上午，昆明当地企业界、新闻界先后走访被害人家属，每家送上社会各界人士捐款人民币1.5万多元。云南公证机关到场公证，4名被害人家属分别在公证书上签字。 唐学李的家人表示，这是案发以来，受害者家属收到的最多的一笔捐助。 另据上海律师志愿团介绍，上海企业界前天为每位受害者家属送上了5000元的慰问金。 残忍背后的悲哀——马加爵现象警钟长鸣 马加爵事件所激起的一系列问题，使全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反省。云南大学一位老师就痛心地说：“马加爵事件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一个健康自由的清道夫比一个乖戾自私的天才更符合教育的目标！”这种反思，应从小学乃至学龄前教育就开始。 马加爵被捕后，对他的“妖魔化”倾向在一些媒体上不断出现。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马加爵的被“妖魔化”，极不利于我们认清事实真相，进而深度反省教育缺陷。下面，让我们从马加爵的父母、大姐、同学、班主任那里，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一下这个从从容容连杀了四个同学的大学生。 父母：他是马家几代以来唯一的大学生 从小到大，马加爵始终是自己家庭的骄傲，因为他是马家几代以来唯一的大学生。 父亲马建夫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个子不算高，背有些驼。马建夫的一生忙忙碌碌，除了经营好家里的几分农田外，其他时间都在帮附近小制衣厂的老板熨裤子，每熨一条有2 角5 分钱的收入，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以熨上百条，已经干了20年。几年前，他依靠做小工的积蓄为家里盖了三间平房。马建夫已有好些日子没有从自家的屋子走出，印有马加爵相片的通缉令现已张贴于家乡每一处醒目位置。“感觉很丢人”，马建夫即便在家里也把头埋得很低。 马加爵的母亲李凤英，53岁，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远多于她的丈夫，她经常鼓励几个孩子如何努力，家里的大小事务也基本由她来掌管。在这个家庭里还有马加爵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从小马加爵与他们的关系谈不上亲密。大姐，29岁，已经嫁人生子，在外面打工；二姐，25岁，也结婚有子；哥哥，27岁，4 年前从北京某部队复员后，一直干着保安的工作。 “他从不无理取闹或者像很多小孩那样要这要那，”母亲李凤英说，“他唯一的兴趣就是一个人孤独地坐着，他很少出去玩，通常和我在一起。” 不过，在马加爵沉默童年的背后，他却有着高出同龄人一筹的智慧。“和村里别的小孩子一起猜谜语，总是他先猜出来。”李凤英说，“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他像个小大人。” 五岁时，马建夫和李凤英干完农活一脸汗水地回到家后，发现儿子已经将稀饭为他们盛好了放在桌上，还会体贴地说：“爸爸妈妈，你们一定饿了，快吃吧。” 马加爵是一个孝顺、懂事的儿子，他的父母也很疼爱他，但他们的沟通却是有限的。在马建夫的记忆里，他找不到自己哪一次同儿子开心地玩耍过，也没有那一次同儿子做过长时间的交谈。他希望儿子快乐，却很少说出口。 一次，马建夫用口袋里所有的钞票给马加爵买了一架玩具钢琴，儿子对父亲的礼物很是喜欢，整天在屋子里玩得啪啪响，但始终没有对父亲说过些什么，只是沉浸在一个人的快乐当中。李凤英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家务事上，偶尔才会夸奖儿子几句。 马加爵上的马村小学距离他们家0.5 公里。他的班主任马藏源老师对他的印象是比较有读书天赋，尤其在数学方面。马加爵的语文并不是很好，作文总是很差，简单的故事他也会写得没有逻辑。但他仍是比较优秀的学生。 1994年，马加爵进入了宾州中学，但他的升学成绩并不理想，只有166 分，语文拖了后腿。因此，当他到了宾州中学的时候，他被分到了中班。 宾州中学实行封闭管理，马加爵只有到了周末才回家。他对穿着没有什么讲究，在同学中间他是穿的最寒碜的几个人之一，一件深蓝色的上衣他穿了3 年，在食堂吃饭专挑最便宜的菜。他被公认为是一个没有朋友、只会老老实实读书的孩子。他的用功在初一期中考试时就得到了回报，在中班的他竟然在初一年级八个班级中名列第一。在他们这个班上，还有两名姓马的学生，他们三个一起脱颖而出，被号称“三驾马车”，并带动整个班级的学习氛围，最后他们班的整体成绩还要好于快班的成绩，学校自动将他们升级为快班。这个时期，马加爵还获得了一次全国物理竞赛的二等奖。 1997年，马加爵考进了宾阳中学，这是一所百年名校，是广西16所重点高中之一。他的同学不全是来自附近农村，很多都来自外县市，马加爵对世界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学习。他陶醉在武侠小说的世界里。到了周末，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回家度过，而是躺在宿舍里翻看一本本武侠小说。他的不善交际变得更加明显，虽然跟同学们的关系相处得还算融洽，但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 就像很多学生因为家庭条件穷困而产生自卑心理一样，马加爵也被这种情形所改变。同学们很少见到他打荤菜，他总穿着旧衣裳。从高一到高三前半学期，他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可以说是混过来的，有时候还会买两瓶啤酒到宿舍喝着解闷。 他躲开了集体的圈子，逐渐远离了同学。人多的地方，他顶多去去篮球场，在那里随意玩玩投篮，也不参加分队的比赛。他的成绩不再名列前茅，班上70多人，他一般排在50名之后。 或许意识到自己高考希望渺茫，马加爵在高三那年情绪出现了巨大波动。1999年11月，他没有向任何人说明就离开了宾阳中学。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几天后，同学才将此事向学校汇报，并到公安局备了案。 他的老师、同学，还有公安人员以及他的家人开始四处找人，方圆好几里贴了有他画像的寻人启事，结果一点音信都没有。同学们甚至判断他可能会轻生，于是就到学校周围的枯井、沟壑中去找他的尸体。马加爵的父母为此差点精神崩溃，但他们只能在泪水中等待，一个星期后还没有儿子的消息，他们以为儿子永远不会回来。 这个时候，马加爵跑到50公里外的贵港市。后来，他对此的解释是，他没有见过大海，贵港的名字听上去在海边，他就去了。 经过这件事情，马加爵突然醍醐灌顶，一改高中几年浑浑噩噩的生活，发了疯地恶补以前拉下的课，凭着最后这半年的努力，他竟然高考中的，而且成绩排在班上第四名。 按照马加爵父亲的意愿，儿子应该考一个军校，这样他的未来就不用家里多操心。但马加爵在大学志愿的选择上听取了高中老师的意见，觉得上一所好的院校、选择一个前沿热门的专业比上军校更有前途。 2000年9 月，马加爵在父亲马建夫的陪伴下到他亲自挑中的云南大学报到，他也非常喜欢生物技术专业。父子俩带上了家里的全部积蓄——6000元存款，除了留下回去的车费，马建夫将剩余的钱都交给儿子。这是他为儿子大学四年提供的最大一笔费用，之后，儿子没有向他开口要过一分钱，但他断断续续给儿子邮寄了几次生活费。 “我给他的钱总共不超过1 万元。”马建夫说，“他不要钱，说有助学贷款，他还在打零工挣钱。” 大姐：他既可恨又可怜 2004年3 月16日，马加爵由海南警方移交云南警方，临上车前，马加爵对《南国今报》的特派记者陈佳嘉说，现在他最想念他的二姐。话音未落眼泪流了下来。为什么此时此刻他最想念的是二姐而不是父母呢？3 月17日，陈佳嘉见到了马在柳州生活的大姐。 马加爵的大姐和记者见面时，脸上写满了憔悴和疲惫，紧握着一封还没有写完的信和一条毛巾。信的称呼依然是“亲爱的小弟弟”。信中写道—— 姐知道你涉嫌杀人后很震惊，第一的反应就是：为什么杀人？是什么逼得我的好弟弟彻底的绝望，不顾家人、不顾自己的生命和前途，而残忍地杀害了四个好朋友的性命？觉得你既可恨又可怜。 你被捕以后供认不讳，姐又回到最初的心情：为什么？姐很想问你，在有杀人动机到杀完人的过程中，你有想过你这样自我几乎对父母和兄姐的打击有多大吗？ 你难道一点没有想到这样做不但杀了四个好友还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吗？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你这样做毁了五个大学生啊！你难道当时完全丧失人性了吗？…… 她说，弟弟走到今天，她和家人都要负很大的责任，弟弟的性格一贯内向、好胜和自卑。早在弟弟上初中的时候，总是和她探讨人生、交友等问题。 那时候起，她已经发现弟弟的心里有许多不平衡，对“公平”看得很重，但她仅以为这只是一名成长中的孩子遇到的困惑，那日在电视里看见弟弟，听到介绍弟弟在学校里的情况，她才意识到弟弟曾经咨询过她的问题依然是他心里不解的结。 她是家里最早出来读书和工作的兄弟姐妹之一，平时都忙于工作和生活，如今有了自己孩子，关心弟弟的时间就更少了。平均每两三个月才给弟弟打一次电话，每次弟弟总是告诉她，“在学校生活挺好的，与同学们相处得很和睦，身上的钱也够用，就是学习有点紧张”等等。于是，她相信了弟弟的话，直到事发后，她才知道弟弟原来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如意”，如果弟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及时向她们求助，她们一定会好好开导他，他也不会有今天。 至于马加爵在最后时刻说最想念二姐，大姐解释，二姐和他的年纪最接近，两人一起呆在家里的时间最长，感情特别好。而且，二姐为家里做的牺牲最大，她为了供兄弟姐妹上学主动辍学在家挣钱。现在二姐已远嫁浙江，马加爵两年都没有见过她了。 同学：他是沉默的大多数 在大学里，最了解马加爵的是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学。曾住鼎新公寓3 栋316 寝室( 马加爵住317 ，案发寝室) 的两位同学都表示，媒体报道马加爵有不少失实的地方。与他们了解的马加爵差别甚大。比如说他报复心理强，一篇报道说马加爵经常受人差遣去食堂打饭，马加爵心有怨气却不敢言说，于是暗地将口水吐在同学饭盒里。这纯属子虚乌有。马加爵这样独立的人不可能受人差遣，而同学们也没有这个习惯。 也有报纸说马加爵崇尚暴力，理由是他爱看恐怖片，爱摆弄刀具。同学们说，这些爱好，对一个男生来说，再平常不过。事实上，马加爵虽然性格内向，对同学平时还是友善的。一位同学说他与马加爵相交并不深，但经常找他借电脑的U 盘，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大二时他借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也乐意借给同学用。 从未听说马加爵动手打人。平时，马加爵是一个低调而且冷静的人，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喜欢与人深交。“很有韧性”，一位曾与马加爵同寝室一年的戴姓同学说。一次，他与马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纠纷，倒是他自己的脾气要大一些，把杯子往地上一摔，说：“你想干什么？！”对此举动，一般年轻人都要针锋相对了，但马加爵瞅了他一眼，低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平静地说：“你以为我怕你呀？” 同学们表示，总体上，马加爵属于大学校园里“沉默的大多数”：学业中下，貌不惊人，沉默少言，没有什么文体特长。但了解他的人知道，马加爵“非常聪明”。不少同学评价他“思维缜密”，比如他打牌出牌严密，很少输牌。中国象棋下得很不错。报纸上有一些智力题，同学们在一起研究时，他经常第一个报出答案，还爱好无线电。到后期，马加爵经常逃课，睡懒觉，上网，听音乐，往往是考试前看一个通宵的书，考试就过了。 在许多同学眼中，马加爵甚至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有时候大家一起看电视，比如喜剧片，一些很俗套的搞笑情节，大家都没笑，马加爵却“傻笑”个不停。平时不多的笑容，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那种纯朴憨厚的笑。 在马加爵身上，大家没发现任何道德品质方面的问题，比如欺骗、偷窃等。 大一时，寡言少语的马加爵试图改变自己孤僻的个性，融入大学的文化。他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同学说，看其他同学幽默地开玩笑，他有时也想表现一番，结果往往弄巧成拙，反而让大家觉得他很可笑，情况越来越糟糕。他开始怀疑一切，变得有些神经兮兮，而且脾气越发暴躁乖戾。 有时其他人在宿舍一起说笑，他就认为笑声中包含对他的嘲弄，为此少不了动怒吵架摔门。逐渐，他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少，发脾气的叫声却越来越大。伴随时间的推移，他同寝室室友之间的积怨越来越深。 当他在篮球场打球时，如果别人没打好或不小心撞到他一下，他就会翻脸骂人，时间一长，也没人敢跟他一起打球了。久而久之，他找不到倾诉的对象，而遥远的家人并不清楚他内心的痛楚。大学期间，他和父母的沟通几乎是零，老实的父母并不能敏感洞悉儿子的复杂心理，只是在大一时接到过一封儿子的家书。他的同学说，他越来越孤僻，成为一个有严重神经质的大学生。 “大家都觉得他心理有问题，每次同别人闹不愉快，他从不反思自己，总认为是别人找他麻烦。后来，大家只能以远离的方式对待他，但绝没有料到他会如此极端。”马加爵的一位同学说，“一段时间，不被别人接纳的他变得不羁与反叛。” 他独来独往，没有参加过任何社团组织，他把头发有意理得很短，这样看起来更加凶悍。他还苦练体魄，早上6 时不到就起来到操场上长跑，到了冬天只用冷水洗澡。马加爵的大学女同学给他的评价是：他平时看起来就给人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特别是有时候在教室楼道内遇到他，由于楼道光线不好，他就会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能吓人一跳。“他这人太怪了，没有人敢接近他。” 马加爵生活非常艰苦，“大学四年就那么几件衣服，常常两个馒头一杯水就过一天”。有一年助学金贷款没发下来，他没钱买鞋，呆在宿舍里几天都没上课。马加爵非常在乎外人对自己的评价。他的内心深处，有自己看重的做人原则。比如，大家一起打牌的时候，如果因为他出错牌而埋怨他，他会抱歉地笑笑；而一旦有人说他作弊他会非常生气。 大二时，常常一日三餐难保的马加爵突然借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这让室友们大跌眼镜。后来，这台电脑的主要用途是上网和听音乐，马加爵沉迷其中，电脑成了他最好的朋友。警方后来发现，他经常光顾暴力、色情、恐怖网站。大学四年中，他学习上勉强应付，而在社会交往上则十分封闭自己，沉迷在自己的世界。临近毕业，大家纷纷忙着找工作，但马加爵连最基本的个人简历都没有制作。 “走上杀人这条路，是他长期压抑之下的被扭曲心理的畸形宣泄。”他的同学说，原本丰富的大学生活对马加爵而言或许已衍变为一种折磨。 班主任：他的自卑感很重 四条命案，校园冷酷杀手马加爵给人的印象是凶残和狰狞的，但从马加爵大学班主任胡卫红的叙述中，人们或多或少看到马加爵在狰狞形象掩盖下的可怜和自卑，从胡老师的讲述中透析出严重的自卑心理给这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带来的痛楚和挣扎。 2004年3 月18日上午，《昆明日报》记者李丹丹来到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朋友的引见下，“堵截”到了马加爵所在2000级生物科学专业与生物技术专业的班主任胡卫红。胡老师谈起了在云南大学学习生活了三年多的马加爵。 马加爵是2000年9 月份入学的，生命科学学院和历史系民族专业在全校的录取分是最高的。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在全班120 名学生中马加爵排名70，成绩属中等偏下，第一次考英语四级他没有过；第二次才过了四级。云南大学规定，四年大学要修满162 个学分，三年多的时间，马加爵共修了近140 个学分，而且有多门课是重修的。这一切，对于曾是马二村骄傲的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马加爵性格内向，尤其在大众场合更是如此。开班会，点名时他满脸涨得通红，回答提问声音很小，只会憨憨地笑，他更不敢与女生讲话。但是在小范围内，与同寝室较熟的同学在一起，则十分开朗，讲笑话，爱说爱笑。他花1600元钱买的一台二手电脑，也不设密码，大方地提供给同学用。刚进校，学院搞迎新生篮球比赛，班主任要求同学们都去，但最后只有20多位新生去当拉拉队员，马加爵就是其中之一。班干部让他替班上办事，他高兴得不得了，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班上组织春游活动，有些学生谈恋爱，不愿参加集体活动，但马加爵每次都去，而且玩得十分开心。从中可看出马加爵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非常希望能与同学接近、沟通，进行情感交流。 与他处得很铁被他杀害的邵瑞杰是广西梧州市碟山区夏郢镇人，家在农村，也相当贫困。同为贫困生，他俩相处得很好，经常一起上课、一起上晚自习、一起去图书馆。邵瑞杰性格非常温和，话不多，很腼腆，平时马加爵说什么他只是附和、顺从，从来不会顶撞。这么一个小绵羊式的同窗，马加爵对他是交心的，把他视为知己。打牌吵架时，从邵瑞杰嘴中得知自己在同寝室好朋友心目中远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时，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打击较大，极度失落，心灰意冷。好朋友对自己的瞧不起，使他开始怀疑一切，变得有些神经兮兮，而且脾气越发暴躁乖戾，内心更加封闭，做事更加隐蔽。 马加爵自卑感很重。借别人的钱、物品，就是几天不吃不喝，也要尽快还上。他衣服穿得很旧，到食堂吃饭不喜欢和同学一起去，经常只买两个馒头，打一碗免费的菜汤，对付一顿。同学邀请下馆子他也找借口推脱，怕欠同学的情难还。贫困学生的助学贷款，指标有限，但三年都有马加爵的。大学期间，他和父母的沟通几乎是零，他的父亲、哥哥姐姐经常给他写信，收到家里的来信，他常常会泪流满面。但他只是在大一时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也不给家里打电话，寒暑假不回家和父母团聚，过年也不回家，而是留在学校打工。不愿向家人和朋友倾诉心事，加重了他内心的压抑和无助。 杀了四人后，他还把借同寝室同学的录音磁带放到了这位同学的抽屉里；借别人的自行车，也把车钥匙放到同学的枕头下。他没有手机，吃穿都很拮据，大学中同学之间的贫富差距使他感到各方面都不如人，变得自卑、敏感、脆弱、封闭，这也是导致他走向极端的一个深层次因素。 马加爵牌打得精，中国象棋也下得好。他的牌技很高，一旦对方出牌没出对，他就要抱怨。所以当同学说他打牌作弊，他就非常气愤、难受。“走上杀人这条路，是他长期压抑之下的被扭曲心理的畸形宣泄。”胡老师说。 马加爵在落网后交代说，他不想自首，宁愿选择逃亡，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死刑的“待遇”。这种扭曲了的法律观念，是法制教育中人们认识的一个误区。马加爵交代出来的杀人动机，折射出了隐藏在该案背后一系列值得教育界深思的问题。 有人说，马加爵的家庭教育的缺失是父母素质本身不高。这个观点不成立，我们不能因为他父母是农民就认为他们教育不了自己的孩子，家庭教育最关键因素不取决于家长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而是取决于父母是否能够真正理解孩子、尊重孩子。马加爵和父母的沟通几乎就是零，而我们现实的情况是，我们不少家长在与孩子沟通方面是存在问题的，父母有时工作压力大，一忙起来，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孩子宁愿整天呆在房里玩电脑或是给同学打电话，也不愿和父母敞开心扉。父母不知道孩子的痛苦，不知道他的矛盾，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情况。我们做父母的都应该扪心自问：你对孩子到底了解多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心理研究室的罗碧云老师也认为，孩子性格有所缺陷或出现过激的行为，归根结底都与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如果孩子从小是在一种充满爱的环境下成长，能与父母充分沟通，这样的孩子一般都心理健康。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钟明华教授对马加爵事件非常震惊，他说这一事件可能是典型，也可能是异类，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能单纯地把账算在学校教育上，从而否定我们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的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光从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样残暴地对待生命这一点来讲，就值得学校教育工作者进行反思。例如我们从事思想品德教育工作的，长期以来还缺乏关注生命、珍惜生命和人性方面的教育，缺乏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教育。有些大学生在对生命的认识和尊重上显然有偏差，受到一点挫折就不珍惜生命，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有一个怎样更贴近时代、贴近当今大学生的问题。 人格完善和知识完善哪个更重要？钟明华认为，从这一事件我们还应反思，人格的完善比知识的完善至少是同等价值的，不应有偏颇，成人和成才同等重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更重要，我们更应该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教育。孙云晓也认为，马加爵是一个悲剧，他悲剧的最本质特征是人格扭曲。什么是教育，教育除了传播知识之外，还要教会学生学会做人，培养健康的人格和情感。 对“怪学生”我们有特别关注吗？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李江雪说，马加爵可以说是中国不少看似成绩不错其实心理有问题的“怪学生”走向极端的例子，尽管只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但从他身上，我们还是要警惕学校教育在对待这类“怪学生”出现辅导缺失的问题。我们有些老师发现学生情况异常时，不是真正以“谈心”的方式与他们交心，而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学生进行谈话，使学生即使表面应允，嘴上说好，在心里还是排斥、抵触，不信任老师，不信任别人。 同时，我们专业的辅导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追踪。尤其对一些看上去已经解决的个案，掉以轻心，没有以耐心和爱心对他们进行持续的关注，如每周一次的非正式的交流等，帮助学生走出阴影或困境。从马加爵的情况来看，尽管同学、老师都认为他很“怪”，但却没有渠道对他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开导。对“怪学生”我们应该怎样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也不容忽视。 马加爵给人的印象是凶狠和狰狞的。可是，从记述马加爵人生轨迹的报道中，我们或多或少能看到马加爵在狰狞形象掩盖下的可怜和自卑，能明了严重的自卑心理给这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带来的痛楚和挣扎。 申请助学贷款，平常跟家里只要很有限的生活费；寒暑假不回家和父母团聚，而是留在学校打工……马加爵的这些经历，马加爵的孤僻、封闭、敏感都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大学生的生活和心态。 《中国青年报》2004年3 月17日发表李丽萍的文章指出，贫困生需要心灵慰藉。文章说，马加爵的行为在贫困生中是非典型的，但这个极端个案所暴露出来的高校贫困生心理的自卑和抑郁是比较普遍的。去年，宁夏大学对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在有效调查的718 名学生中，贫困生共有217 名。对生活状况不满意的贫困生共有159 人，占贫困生总数的73.27 ％；有140 位贫困生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占贫困生总数的64.51 ％；有113 位的贫困生存在着抑郁状态或抑郁倾向，占了贫困生总数的52.53 ％。接受调查的一些贫困生谈到：“只要一有同学说自己丢了东西，我就觉得所有人的眼光都在看着我”，“我觉得老天不公，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生下来又不生在一个好人家”…… 贫困生出现“心理危机”是社会的责任。贫困生多来自农村，很多农村的孩子从贫困的乡村进入繁华的城市之初，心灵都会受到强烈的震荡，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层，校园也在分裂，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几个学生之间可能就有很大的贫富差距。这种落差给他们带来了比较重的心理负担和压力。这些年，城乡的教育差距也在加大，为了跳农门，部分农家子弟和农村学校的眼睛只盯着学习成绩，而且受制于经济条件，一些乡村中小学根本谈不上培养学生特长，导致学生综合素质较差，个性缺乏充分发展，除了学习之外，其他方面的能力都较弱。可在大学里，评判学生的标准是多元的，这样一来，很多贫困生进入大学后就感觉自己各方面都很差，变得自卑、敏感、脆弱、封闭。 随着高校在校生数量快速增加，贫困生的绝对人数也不断上升，全国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达到了近30％，特困生比例为10％—15％，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和山区，贫困生和特困生的比例更高。近几年，政府、教育部门、高校和全社会都在关注和帮助贫困生，但关注和帮助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 贫困生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孤立地从经济上帮助显然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扶助贫困生，除了物质之外，还要给予真正心灵的慰藉，给予具体的方法、技巧的指导。 一个专门帮助贫困大学生的慈善组织一直倡导这样一个原则：“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不是钱，而是他自己。”而要让贫困大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需要社会、学校、老师同心协力给贫困生烹制一道“心灵鸡汤”。 其实, 贫困大学生问题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结构性问题，简单地靠开“心灵鸡汤”和小范围的能力资助作用相当有限，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靠来自政府的制度安排：一是降低高校学费标准，使其不要超过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二是建立完善的助学贷款制度。 马加爵的自白书 这是他在狱中写下的：（很多警察看到了后都流泪） 春城的春天下着雨 有着一丝凄寒的风 我望着生锈的铁窗 我想起了我可怜的父母 为了供子女读书 他二老起早摸黑在田里干活 还点着蜡烛为人烫衣服 5毛钱一件 那次我母亲掉了一百块钱 她心疼的说那是烫了两百件衣服赚来的钱呀 我看着母亲伤心的样子 就把自己做苦力赚来的一百块钱丢到地上 对母亲说：妈妈你的一百块钱在这里！ 妈妈露出了一丝苦笑 其实妈妈知道是我丢的 我不怕一个人独自吃苦 我不忍心父母看到我吃苦 读大学几年我没问家里要一分钱 我总希望父母不要为我操劳 他们年纪大了 辛苦了一辈子 怎么忍心增添他们的负担呢 但学费是高昂的 我必须自己去卖苦力 耽误学习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一个人默默的做苦工 我一个人偷偷一天只吃两个馒头 冬天其实我更怕冷 因为我是南方人 但是为了节省洗热水澡的几块钱 我整个冬天坚持洗冷水澡 我冷的直打哆嗦 我微笑着对同学说 我们年轻人需要锻炼身体 那天我没鞋子穿 我不好意思去上课 直到学校发了点救济 我才买了双便宜的拖鞋走进了课堂 我家一直很穷苦 我在穷苦中长大 我从小就体味到家庭的艰辛 幼小的我便心疼父母的辛苦 只想通过小手减轻父母一点点负担 我说：爸妈你们辛苦了，我做好了饭，你们快吃吧！ 我一直努力读书 村里的邻居以及中学老师 都知道我是个吃苦好学、斯文老实的学生 我中学拿过全国奥林匹克物理大赛二等奖 我上了高中受过歧视而闷闷不乐 可是在接近高考的那几个月 我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奋发苦读 就这样我一个穷困的学生考出了优异的成绩 我高考的成绩超过我们广西省当年重点线50多分 完全可以上名牌大学武汉大学 、哈工大之类 可是我考虑到那离家远费用更大 所以选择地域较近并且消费水平比较低的云南大学 我充盈着希冀 一个农家的孩子 蕴涵着淳朴老实本分 来到了云南大学 当我看到毛主席书写的四个大字 “云南大学” 我的心激起一阵阳光的涟漪 我立志一定好好继续努力 学好专业找个好工作 可以好好报答父母， 改变穷苦的命运 也好好用自己的知识 来为社会为国家努力工作 认真做个受人尊重的人 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进入大学以后我怎么发现 大部分人不爱读书 每天晚上谈女孩子 哪个女孩子性感漂亮 和哪个女孩子上床睡觉更爽 有钱的同学则大胆的找起女朋友来 大摇大摆的在学校旁边租房子同居 大家都爱玩电脑游戏 大家都嘲笑我是个土包子 这个不会那个也不会 于是我为了和同学打好关系 我也学会了玩电脑游戏 并且由于我的天生智商还可以 玩游戏比他们更厉害 我以后更乐衷于玩电脑了 我还自己用打工的钱以及借了部分钱 买了台旧电脑 我很大方 我的电脑同学们随时都可以玩 我很希望和同学们和睦相处 时间很快 大学过了几年 我暑假寒假基本都不回家 都在昆明做苦工赚钱 我还慰藉父母 爸爸妈妈我在云大过的很好 老师还经常约请我到他们家去做客呢 其实我每次说这样的话心里都是虚的 我有时候没钱就打一份饭吃上两天 经常一天吃两个馒头就过去了 我从不怕苦也不怨恨谁 我更没因为没钱而想到去偷去抢 我很坚强 我为自己骄傲 我对的起父母 我对的起自己 我对的起同学 我对的起社会 可是总有那么些同学总有意无意的歧视我 有时候说些话很伤我的心 他们觉得我的穿着打扮很怪 他们觉得我的举止很怪 我开始悄悄的打工 我不想被人家看成异类 好在我自以为有几个好老乡、好同学 这样我才能不去理会那些同学的歧视与人格蔑视 大学很多男生都在大胆的追求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很多男生都谈恋爱了 我在这种氛围下加上几个同学的怂恿 也大胆的写了一封情书 交给了我暗恋许久的一个女孩子 由于我的模样不好看 加上又没钱 人显的很土气内向 那女生毫不留情的当着许多人的面 把我那封用真心诚挚锩刻成的信 撕个粉碎 我只是内心痛苦了下 我也并没有怨恨谁 我只觉得自己确实条件不行配不上她 我对父母也是这么说的 我有自知之明，我不谈恋爱 况且大学生应该以学业为重 时间过了很快 快到大学毕业了 只剩一个学期就毕业了 最后一个寒假 我依旧没有回家 依旧在昆明做苦力 离开学还有几天 有些同学提前来学校了 大家可能都是为了找工作所以提前回学校 我很开心 因为整个寒假我一个人多么孤寂 我不怕吃苦 但是人是很怕寂寞的 当我看到同学们时我很热情 他们为了打发时间约我打牌 我很乐意的接受了 其实我们原来也经常玩牌的 其实无须掩饰 我智商真的比较高 所以打牌经常赢 几个同学都怀疑我作弊 我坚持说没有 谁知道那三个我自以为平时没有歧视过我的同学 以为一直平等对我的同学 竟然恶语伤我，蹂躏我的人格， 还揭露了我以前的许多伤疤， 包括那女生撕毁我情书的事情 什么苦楚什么贫苦什么艰辛的生活 我可以忍受 其他人歧视蔑视我 我也可以忍受 可是我这几个平时稍微好点的同学竟然 这样残酷无情的践踏、蹂躏我的人格尊严 原来每个人长期以来一直这样 凶悍的歧视我 残忍的嘲笑我 我的心很痛 我的泪悄悄的落下了 我是一个坚强的人 我不曾被艰辛贫苦生活打败 可是当我的人格尊严被人糟蹋的不成样子的时候 当我的过去的伤痛被人再次拿出来嘲讽的时候 我的心滴血了 践踏我竟然还是平时关系稍微好点的同学以及老乡！ 我在这种氛围下再也难以立足了 是他们残忍的对我 是他们不给我活路 他们没有给我留后路 他们淋漓尽致地侮辱完我后 居然还那样嚣张与快乐 因为他们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他们还有资本去玩女孩子 我伤痛的心找不到归处！ 总浮现出他们淋漓尽致侮辱我的样子 我没有退路了 我决定玉石俱毁 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 一个教训 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 一个教训 我本来习惯被人歧视、被人蔑视的 可是这次他们表现的实在是太淋漓尽致了 他们嘲讽时刻的无情 他们侮辱时刻的面孔可恶 让我下定了决心 终于我买了一把石锤 结束了他们几个人的生命 于是我逃跑 我想没抓到我以后到一个 没有歧视侮辱的地方重新做人 万一抓到就一死百了 我是不怕死的我只想死刑 我不愿意被判无期徒刑 因为那样会给我父母带来压力！ 许多人现在都说我是杀人恶魔 都说我杀红了眼 其实说心理话 我只想杀那些无情蹂躏糟蹋别人人格的人 我并不想伤及无辜 当我另一个同学来找我的时候 我并没有杀他 因为在我最穷困的时候并没有歧视我 反而打饭给我吃 我深刻懂得人间真情的可贵 我曾对自己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我一定会报答这位同学 可是我现在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我没有机会报答这位同学了！ 但我最后想送一句话给我那位同学： 好人自有好报！ 我听到到飘曳进来的歌声了 好象是〈梦驮铃〉 多么熟悉的旋律呀 我想起了经常帮助我家的十四叔、十四婶来了 我们那个家虽然很穷 但是大家都很互相关怀 大家都感到很快乐 没有歧视与蔑视 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人格践踏 我很想和陶渊明那样 就永远生活在我那个村子里 天天看着清澈的流水 望着袅袅的炊烟 写着清新的诗歌 呵 那多美好呀 可是现在----- 只好等来生了 爸爸妈妈，对不起了 儿子不孝 儿子来生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警察又来提审我了 我总听到外面摩托车的声音 为什么总是那么飞扬跋扈 我怀念十哥开的摩托修理店 在我印象中那是很赚钱的 十哥骑摩托车很英姿飒爽 那摩托车的声音是 那样的婉转清脆！ 我仿佛又坐在十哥的摩托车上了 慢悠悠的行走在 我可爱、纯朴、亲切的家乡 如何预防出现第二个“马加爵” 公安部公开通缉的重大杀人案犯罪嫌疑人马加爵终于在海南三亚落网，为之紧张了一段时间的人们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回过头来看看案件发生的起因，事情似乎还远没有结束。据媒体披露，马加爵杀人的直接动机仅仅是打牌时被怀疑作弊而咽不下这口气。 经过媒体报道后，我们都知道马加爵杀人是由于心理问题所致。可谁又知道这里面的心理问题到底有多深、多严重呢？在此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学生有心理问题，可他们在走极端的时候往往是选择自杀，也就是选择把烦恼、不平衡的责任留给自己一人承担，而马加爵的行为却改变了这一切。他选择杀人，其实就是选择把烦恼、不平衡的责任转嫁或推卸给别人。这种带有强烈侵害性的心理无疑是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新动向，其危害比自杀大得多。因此，如何预防出现第二个“马加爵”，应是学校、家长乃至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如今的学生们还比较重视身体保健，感冒、发烧，哪里不舒服都知道及时看病吃药，可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处理并不如人意。当前，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书籍并不少见，可很少有人把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放到同样重要的位置。甚至，大学生们在心理疾病常识和心理健康的科普知识方面还很贫乏。比如，一个人如果烦躁，不快乐，总与周围的人闹别扭，他自己认为这是情绪问题，周围的朋友可能会认为他家教不好，道德不好，太自私。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周围的朋友，都没有人意识到他的心理感冒了，没人想到该提醒他或请老师提醒他去做心理咨询。就马加爵而言，更是如此。 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行为的迥异往往是由个人不同的心理状况决定的，因此，现代社会已把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看做健康人的两大并行标准。作为大学生步入社会的重要转折和过渡时期，大学不仅是在为他们进行必需的知识积累，也要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状态。对许多学生来讲，大学意味着他们开始像成人一样相对独立的生活，开始锻炼人的社会交际能力，开始独自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中学生突然越入一个完全一新的环境，而心理准备、指导或承受力却步履蹒跚，面对生活中发生的坎坷，很可能引发情绪化、非理智的行为。这正如首都经贸大学心理学专家杨眉所说：“我们都知道身体发烧到39度是极限，不看病要出事，可心理发烧到39度以上，还能忍吗？一样要出事的。” 如果说，身体健康要从娃娃开始抓起，那么心理健康教育除了要从娃娃开始抓起之外，更要从平时抓起，从细节抓起。只有提前着手，才能真正地做到防患于未然。 但愿马加爵案能成为全社会重新审视和思考当代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起点！ |
